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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论
2010年2月5日
笔者特地拜读了，认为该书的作者于丹是在说谎，自欺欺人，犹如掩耳盗铃。
一、于丹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煞有介事地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过“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吗？没有！于丹说“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是在说谎！“在《论语》中”，“孔夫子”并没有“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谁不信，谁就去查查看！
二、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错误；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
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论语》是由西汉等后人编辑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汇编。再看看，其中所记，十分杂乱，既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其弟子的言论，还有记其它的，并非是“孔子的言论集”。诸如：《论语》的第一章《学而》，共16段，记孔子的9段，记弟子的7段，记其它的0段；第十九章《子张》，共25段，记孔子的0段，记弟子的25段，记其它的0段；第二十章《尧曰》共3段，记孔子的2段，记弟子的0段，记其它的1段。孔子说得清楚，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自诩。《论语》既非孔子所作，也非孔子所编，《论语》的编辑与孔子无关，当然《论语》不是“孔夫子的”。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首先宋代赵普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不必说“半部”《论语》，就是整部《语录》也治不了“天下”！甚至把《论语》的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三千（其实孔子哪里有“弟子三千”？连“弟子三百”也没有！全是后儒吹出来的）统统都搭上也不行！也没“治天下”，却被“天下”所“治”！《论语》的祖师爷孔子都不行，还侈谈什么“半部《论语》”，全是扯屌蛋！
再看，《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既然如此，凡是“天下”邦国有“无道”、“危乱”之地之时，孔子或不去，或早就“隐”起来了，“躲”起来了，“溜”走了，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实！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天下有道则见”，周礼畅行，“天下”邦国无“危”、无“乱”，根本就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需！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需！这时不是“天下”邦国对孔子师徒有需，而是孔子师徒对“天下”邦国有需！孔子师徒从阴沟里或防空洞里爬出来“抢桃子”，“安富尊荣”，“享受生活”！
若《论语》真有那么大功效，那么孔子的本事岂不更大，“天下”还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新王朝“东周”的“天子”他必定也早干上了！岂有“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吾道穷矣！”（《公羊传》）
三、于丹居心叵测。“民”、“女子与小人”的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惟有与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你亲近她（他），她（他）就对你不逊；你疏远她（他），她（他）则对你怨恨。
孔子错了。事实胜于雄辩。于丹（或于丹现象）就是一个反证。于丹用她的行动，完全粉碎了孔子的这一胡诌。于丹不仅并非“难养”，而是好养；也并非“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是“近之则孙，远之也亲”！于丹这个“女子与小人”从反面否定了孔子对“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胡说！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可见孔子鄙视妇女之一斑。甚至连武王之母，都算不上是一个“人”！孔子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公然对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如此侮辱，文武在天之灵倘若有知，岂会让他!在孔子六百余年前，周武王就承认“妇人”是“人”，然而孔子却否认其是“人”。由此，也足见孔子之荒谬！在此有人会问：“妇人”也是“人”嘛！是啊！然而，孔子对此却不认同！既然连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有盛德的太姒在孔子眼里都不算是个“人”，于丹在孔子眼里是否算是个“人”？当然不是！于丹在其“圣贤”孔子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人”！于丹对孔夫子的以往情深，也只是“剃头挑子”于丹“一头热”！
一、于丹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煞有介事地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过“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吗？没有！于丹说“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是在说谎！“在《论语》中”，“孔夫子”并没有“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谁不信，谁就去查查看！
二、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错误；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
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论语》是由西汉等后人编辑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汇编。再看看，其中所记，十分杂乱，既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其弟子的言论，还有记其它的，并非是“孔子的言论集”。诸如：《论语》的第一章《学而》，共16段，记孔子的9段，记弟子的7段，记其它的0段；第十九章《子张》，共25段，记孔子的0段，记弟子的25段，记其它的0段；第二十章《尧曰》共3段，记孔子的2段，记弟子的0段，记其它的1段。孔子说得清楚，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自诩。《论语》既非孔子所作，也非孔子所编，《论语》的编辑与孔子无关，当然《论语》不是“孔夫子的”。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首先宋代赵普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不必说“半部”《论语》，就是整部《语录》也治不了“天下”！甚至把《论语》的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三千（其实孔子哪里有“弟子三千”？连“弟子三百”也没有！全是后儒吹出来的）统统都搭上也不行！也没“治天下”，却被“天下”所“治”！《论语》的祖师爷孔子都不行，还侈谈什么“半部《论语》”，全是扯屌蛋！
再看，《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既然如此，凡是“天下”邦国有“无道”、“危乱”之地之时，孔子或不去，或早就“隐”起来了，“躲”起来了，“溜”走了，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实！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天下有道则见”，周礼畅行，“天下”邦国无“危”、无“乱”，根本就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需！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需！这时不是“天下”邦国对孔子师徒有需，而是孔子师徒对“天下”邦国有需！孔子师徒从阴沟里或防空洞里爬出来“抢桃子”，“安富尊荣”，“享受生活”！
若《论语》真有那么大功效，那么孔子的本事岂不更大，“天下”还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新王朝“东周”的“天子”他必定也早干上了！岂有“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吾道穷矣！”（《公羊传》）
三、于丹居心叵测。“民”、“女子与小人”的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惟有与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你亲近她（他），她（他）就对你不逊；你疏远她（他），她（他）则对你怨恨。
孔子错了。事实胜于雄辩。于丹（或于丹现象）就是一个反证。于丹用她的行动，完全粉碎了孔子的这一胡诌。于丹不仅并非“难养”，而是好养；也并非“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是“近之则孙，远之也亲”！于丹这个“女子与小人”从反面否定了孔子对“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胡说！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可见孔子鄙视妇女之一斑。甚至连武王之母，都算不上是一个“人”！孔子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公然对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如此侮辱，文武在天之灵倘若有知，岂会让他!在孔子六百余年前，周武王就承认“妇人”是“人”，然而孔子却否认其是“人”。由此，也足见孔子之荒谬！在此有人会问：“妇人”也是“人”嘛！是啊！然而，孔子对此却不认同！既然连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有盛德的太姒在孔子眼里都不算是个“人”，于丹在孔子眼里是否算是个“人”？当然不是！于丹在其“圣贤”孔子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人”！于丹对孔夫子的以往情深，也只是“剃头挑子”于丹“一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