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zon.cn:Customer reviews: 万历十五年【三联出品!黄仁宇代表作!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超13万人评论,豆瓣8.9!】 (黄仁宇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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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三联出品!黄仁宇代表作!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超13万人评论,豆瓣8.9!】 (黄仁宇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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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三联出品!黄仁宇代表作!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超13万人评论,豆瓣8.9!】 (黄仁宇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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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cc
5.0 out of 5 stars
读后感
October 9, 2017
能说是很客观了 通过几个人物串联起万历前后的明朝命运起伏 建议大家可以先 明朝那些事 打个基础 然后看孟森的明史讲义 最后是万历十五年 或者先万历十五年再明史讲义 不要像我一样倒着看 简直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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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买家
3.0 out of 5 stars
书评
September 1, 2017
确实很不错的书,昨天书看到162页,接着直接跳到195页了,无法继续读下去了。与亚马逊沟通,非常好的服务,直接换书,今天上午就到了,三联出版的,新书遇到我买的书相同的问题。只好退掉。
黄先生把明朝的事,讲述得很不错。有一定的持家、治理公司和国家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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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晓爱
5.0 out of 5 stars
超级棒
December 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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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王小波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万历十五年》后又三十年/书评人杨小洲
刊载于《新京报》 1976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叙说从前。这一年夏天,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他那部后来影响世界的著作《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翻译成中文便是《万历十五年》。未曾料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稿,为寻找出版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 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死复生地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这部两种不同文字版本的历史书应市后,随即在东西两域畅销,谈论的文章很多,影响广泛。对这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起来说的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很少有人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作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那年黄仁宇先生五十八岁,迄今已是三十年前。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 我们民族视气节和正义比生命重要的传统意识,促使有见识的少数人士,在时代的紧要关头,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楷模。 从历史的角度纠正西方观念 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 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的因素,才行得通。“黄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出自己的预见。 新近的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这篇文章由徐卫东先生翻译,文字处理上不带常见的外语腔调,译叙的词句流畅妥帖。书评文中有一段话最为精到:“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厄普代克驰骋美国文坛数十年,算是一员老将。他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曲折的出版历程 这本用去三十年而成就的书,出版问世却颇有波折。这故事被黄仁宇写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章里,叙述得风云莫测。中文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才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傅、沈二先生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都曾任职中华书局,日后傅璇琮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沈玉成则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要多说几句的是,沈先生早已去世,他的文章辑为《沈玉成文存》在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两位为出版《万历十五年》多有贡献的先生,我们惟有敬仰与深怀谢忱。 这里不妨谈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本。中文版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大约两年后,也即1984年,陶希圣先生从中华书局获得台湾版授权。陶氏是胡适的学生,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民国时期研修中国社会史,出版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创办《食货》半月刊,参与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名的政治家。对这部论述中国明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著作,自然比较看重。是年陶氏86岁,仍力争在自己的食货出版社印刷《万历十五年》繁体版,文字仍按内地版不变,按说应是台岛上的第一个版本。之后八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刷。改二版后,延到今年,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这总共75次印刷到底印数多少,实在无法统计,只由此看出这书所受到的欢迎。 食货版的书后,增入一篇《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泛谈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行文不长。 据陶老先生所说,写此读后记是著者函属“加一两行文字或题签于卷首”。陶文前面有一段评论,说得很有意思:“黄仁宇博士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定点,选择几个人物与几件公案,随意随笔,边叙边议,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样,连锁起来,让读者从头到尾,一颗颗数下去,不忍放手。无怪乎这本篇幅不大的英语著作,连同几种语文译本,成为今日文史学畅销一时的读物。”引述在此,内地读者借以多几分对该书的认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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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之宇轻松部
4.0 out of 5 stars
来自育良书记的强势安利(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 ̄)~ 昭昭之宇轻松部)
October 10, 2017
追剧时,我就对育良书记挂在嘴边的《万历十五年》甚是好奇,于是,我也买了书记同款。
事实证明,书记果然品味不俗,此书当真是史书中的一朵奇葩。
说起明史,最先想到的是《明朝那些事儿》,当年也是掀起了一阵风潮,宋朝那些事,清朝那些事,前前后后的事儿都被写了个遍。然而《那些事儿》归根结底只是一部小说,算不得一部严谨的历史专著,就像《三国演义》不能当历史书看一样。
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明史研究论述,意在论证中国自古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
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
我自己写的论文都不想瞅第二遍,看他20万字的大作文?
年轻人,此言差矣,俗话说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对......此书虽然是正儿八经的研究专著,却写出了小说的情节性、通俗感,严肃且活泼。
史书历来曲高和寡,家里摆着资治通鉴的,多半也只是为了增加书柜的稳定性,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而作者却褪去晦涩严肃的文风,将一段历史娓娓道来,此间人物,不论万历、张居正,还是海瑞、戚继光,他们跌宕一生,俱不得善终。一朝风云的身败、名裂作者归结于制度的弊端,书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它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无不紧扣着道德代替法律的症结,在品读中观点即跃然纸上,了然于胸。没了大段议论一股脑地往眼睛里塞,史书读起来也就有趣多了。
(昭昭之宇轻松部中还有更多作品推荐哦,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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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源
5.0 out of 5 stars
《万历十五年》书评
December 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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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我推荐读史启蒙读物,这本《万历十五年》当为首选。该书以1587这个年份为切入点,以六个典型人物为章节分析了晚明衰败之原由。这本书自1982年经廖沫沙推荐在大陆出版以来,销量达百万册,读者对它的热情二十年方兴未艾。
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万历从小即位,却在太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即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也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成年的皇帝渐渐明白,虽贵为天子,却终身受制于两股力量,一是奉行儒学的文官集团,二是承袭祖宗的孔孟道德,前者是实体,乃帝国庞大的文官系统,也是实际帝国的掌权者和维护者,后者是抽象的圣人道德,则是维系帝国秩序的理论根源。皇帝明白反抗两者,毫无意义,既然无法抵抗就开始了不合作的漫长怠政年代,“争国本”事件,就注定了皇帝是失败者,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即使在自己长眠地下,身边陪伴的也不是生前最宠爱的郑贵妃。很显然帝国的困局不在帝制上,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兴许可行,可惜终究敌不过浩瀚柬言,帝国只能选择沉默。
张居正试图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确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传统,,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任何特殊都不容得于此,这一点颇象杨柏先生所比喻之酱缸,任何异物都难逃群而攻之的命运,张居正做了一个大异物,表面上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太师以其特殊身份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置己身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太师新政就如同空中楼阁,果然,太师死后不久,便因贪污受贿身败名裂,十年新政前功尽弃,帝国秩序又纳入原来轨道。
申时行师承张太师,却深知太师之所以身败名裂,也深知文官派系之甚,若不能左右逢源结局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因此申太师不会步前任后尘,树敌改革,转而在文官集团派系间游刃有余,也懂得与皇帝适度进言。只可惜微妙的太极只能实现申先生理想中和谐社会,却无法使得帝国突破枷锁而新政重生,只叹息“世上已无张居正”。
海瑞试图恢复洪武时代复古道德传统,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他以身作则、极度严正,甚至敢在奏章中批评嘉庆皇帝,以致后人以他为公正清廉的榜样,的确海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但为何处处受人排挤?为何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甚于一些贪官?海瑞是复古派的,自然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搅局,海瑞注定是个官场的异类,可一人之力何以撼动庞大潜在规则,海瑞也只能叹:“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海瑞来回于罢官闲赋起用间,死后无疑使朝臣松了口气,也难怪皇帝和同僚笑其无聊可笑、不合时宜了。
戚继光改革帝国军务,他将王朝量大质劣的军队恢复元气,创造了新的战斗技术,而成就是有效的抗击了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然而正如古语所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张太师的倒台,将军也无可奈何,降职、责难、弹劾,最终凄凉辞世,无奈金戈铁马抵不过笔墨文章,军官一来不受文官信任,二来文官视战争为洪水猛兽,与固有秩序格格不入,随着戚的辞世,帝国失去了军事改革的先机,而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却酝酿着入土中原的力量。
作为思想家的李贽,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想冲破固有体制的困扰却无法找到出路,对神圣儒家经典的新论令人耳目一新,却往往过犹不及。脱胎于道德体制也难于跳出体制框架,渐渐使新论也双向化、神秘化,一半唯心、一半唯物,只见学说却难以实施,新论也只能以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李贽郁郁而终,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
书中力图改变现状的人全部都失败了,而归根结底,帝国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固定而且永不变更的体制,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规范准则的指引下,文官集团依附这种固有体制不断壮大自己的群体、不断控制着帝国的方方面面,以均衡阴阳的太极定律维持王朝的安全。当帝国以的稳定、安全作为衡量体制正确的唯一标准时,一切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异类准则就被抛弃了。道德代替了法律,文官集团控制下的帝国,要求所有帝国人民遵循以稳定与固守为目标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生斗小民都要在一种思想下行动,那就是固守的孔孟之道,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身存在的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单一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学会淡化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最终遗忘,因为一旦某种意识站不住脚的时候它离死期也不远了,这一点在百年后帝制完结,一系列的失败的保皇运动可以证明。僵化的体制和固守的道德彻底堵死了帝国继续前进的道路,社会趋向于一种稳固的道德规范,尽管表面上承袭着“仁”的统一,然则其隐含的弊已显现,阴阳太极的均衡社会成为帝国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中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该书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以其首先提出的 “大历史”而闻名于世,该观念正是在本书中初露头角。他所提出的“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同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也正所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明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中的显学,而作者早年对于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为大历史的提出打下了基础。这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吴思、顾宏义、李亚平等人。
我想很多人初读本书之时,感到有意思的同时却总觉得似懂非懂。在作者妙笔之下,一个个故事写的精彩纷呈。苦闷的万历皇帝、精明的张居正、老成的申时行、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忧郁、抉择和反应。在他的生花妙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这种以史料为主的事件叙述,让长期受传统史学治学方法教育的我们感到一种不适应。大陆传统历史的治学,过分强调对观念和概念的重视,而忽视了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区分了三种历史,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向更高层次历史探寻的同时,尊重了最基本的“原始历史”。
在认清这一点后再读此书,我们就会发现人物之后的关系万千重。皇帝象征一种制度,他代表着至高无尚的皇权,却也受道德约束,就连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也要受百般阻挠;而张居正代表着新兴的以经济制度为主的技术性改革,他试图通过从经济这种技术方法来推动国家的发展;申时行代表了原有的礼仪与制度的一元道德政治体制,他处处运用阴阳两种人际关系来调和冲突,构建他的“和谐社会”;海瑞则代表了道德和技术中的难以调和,虽然他有完美的道德但他却无法弥补制度和技术之短;戚继光代表了传统制度外的一种创新,他创立的新兴军事模式在原有制度下终究还只是美丽的昙花一现;李贽代表了多元思想对于传统的无力冲击,六十一岁出家的他试图抛弃传统的约束,追寻思想的自由,但思想的自由终究也难逃政治的束缚。这六个 “大历史”观之下的人物,共同揭示了本书的主旨:儒家以人治为主的道德思想,这单一意识形态困国。官僚系统里以礼仪代替行政,来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却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作者有一个比喻“潜水艇三明治”, 意指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期结构类似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这如文官集团,大而无当,下面是一块长面包, 如同成千上万的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中的三个基本社会整和原则即尊卑男女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与法治、人权,无从改造利用。在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国大历史》中,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始终是处于一种道德与技术的反复中。而这种至上而下的技术式变法在中国的历史中注定每次都将失败,并且直接导致朝代的变更。本书的这种强调“技术视角”,淡化“道德视角”的深层思考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
读书贵在思,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阉割,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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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州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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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out of 5 stars
有种看国家版“大败局”的感觉
July 1, 2018
柔弱的万历皇帝、改革者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清廉典范海瑞、名将戚继光、矛盾的哲学家李贽,作者黄仁宇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出发去讲述了明朝注定灭亡的历史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朝末期官僚政治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文官集团以“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为理想状态,并满足于社会发展的停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群没有理想的咸鱼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当然明朝建立的以道德代替法制,可能也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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