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2018)(详注本助你真正读懂傲慢与偏见)(果麦经典) Kindle电子书

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
——埃德蒙·威尔逊

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
——约翰·基布尔

写散文的莎士比亚。
——托马斯·马科莱

十八世纪精华荟萃的百花园中最后的也是最绚丽的鲜花。
——艾伦·狄波顿

她向小说家们表明并且开发了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表面现象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W．F．波洛克 --此文字指其他 kindle_edition 版本。

导读（节选）

公元1797年。这年11月1日，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堂区司铎乔治·奥斯汀写信给伦敦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ThomasCadell），提及他手头有一部小说稿，想知道对方是否感兴趣，“如果作者自费出版需要多少钱，如果你看过以后认为值得出版，愿意出多少预付金”。小说稿的名字叫做《第一印象》（TheFirstImpressions），主题与卡德尔先前出版的畅销书《西希丽娅》（Cecilia）相同，也是关于当时英国女性的家庭和婚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8世纪英国女性比中国女性幸运一些，因为英国信奉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便贵为国王也不能在原配之外再拥有侧室。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该国隐婚和重婚历来极其普遍，乃至下议院在1753年通过新《婚姻法》，以便杜绝这种现象。该法规定，凡男女结合，均需刊登结婚启事，并于教堂举办婚礼，否则婚姻无效，但获得坎特伯里大主教颁发特别证书者除外。这部《婚姻法》彻底否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导致那些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乃至生子的女性被污名化。当时英国男性，尤其是中上层阶级男性，享受着和袁枚大致相同的优待，他们可以嬉游章台，包养情妇，甚至强暴女佣，但在世人眼里依然是可敬的绅士。至于女性，如果最终没能嫁给那个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那么将会悲惨地背上骂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下场不是自绝于人世，便是沦落为娼妓。有的学者因此将1753年的《婚姻法》称为“在两性平等方面最糟糕的法案”。

和古代中国的情况一样，这种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性从制度上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基础。1870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以前，英国女性婚后没有财产权，不仅嫁妆全归丈夫所有，婚后通过劳动、馈赠或者继承得到的钱物亦是如此。因而即便是顶层贵族出身的女性，也摆脱不了受制于丈夫的命运。倒不是说当时英国已婚男性均是冷落妻室的薄情郎和寻花问柳的登徒子，琴瑟和谐自然所在多有，但婚后生活不如己意的女性面临一种绝望的困境：她们的婚姻没有退出机制。18世纪的英国人理论上可以离婚，然而涉及程序极其复杂，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无论丈夫或是妻子，想要另谋幸福实际上无异于登天之难。根据现存历史文献，1700年到1749年，英国如愿离婚的夫妻仅有14对；1750年到1799年则是117对，每年平均仅2.3对。已婚妇女如果遇人不淑，惨遭无视甚至虐待，也只能忍受到死神将自己或者对方带走为止。

尽管如此，就18世纪末英国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而言，觅得门当户对的夫婿仍然是普遍的理想。当时英国并行两种田产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前者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家里有男丁，活着的儿子当中，年纪很大者独享田产继承权；如果没有男丁，田产将会平均分配给所有活着的女儿。但这不意味着没有兄弟的女性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田产，因为还有限定继承制的存在。这种特殊制度是对长子继承制的完善，目的也在于强化父系血缘的兴旺。凡属限定继承的田产，均不得变卖或抵押，只能传给和现任继承人血缘最近的男性亲戚。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绝大多数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在父亲去世以后，不得不托庇于兄弟或其他亲戚。她们非但没有财产，而且缺乏自食其力的渠道。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格兰北部创造了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比如纺织工人，但只有下层阶级女性才愿意做厂妹，中上层阶级女性仅有的选择是当塾师--替贵族或乡绅教育女儿。然而塾师的收入相对菲薄，年薪大约25英镑，社会地位也十分低微，和女佣、厨子等量齐观。所以中上层阶级女性通常希望尽早成婚，她们择偶的优先标准是丰厚稳定的收入；这样的婚姻固然未必鸾凤和鸣，但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这种婚姻本质上就是生意。双方有意向后，开始商谈具体事宜，最终达成结婚协议，明文规定女方带来多少嫁妆、男方每年给女方多少零用钱、生儿育女以后财产如何分配等等，然后携手走进教堂。中上层阶级女性要找到理想的丈夫并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市场相同，这个婚姻市场也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不仅女方看重配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男方亦然。贵族家庭没有继承权的儿子希望找富商的女儿，以便改善经济状况；富商的儿子希望找贵族的女儿，从而提高社会地位；乡绅牧师家庭的男青年同样倾向于找条件对等的配偶。另外由于英国在18世纪末接连卷入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大量适婚男性被派驻海外参战，光是伤亡总数便多达三十五万以上；这造成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供需关系的失衡，女性终身未婚的现象非常普遍。

中上层阶级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18世纪末出版的英国小说，尤其是女性作家撰写的小说，多以这种社会现象为主题。卡德尔是爱德华·吉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伯特·伯恩斯和萨缪尔·约翰逊等文坛巨擘的出版商，在业界声誉卓著，乔治·奥斯汀自然希望《第一印象》的手稿能够得到他的赏识。

怎奈事与愿违，卡德尔甚至连读一下小说稿的兴趣也没有，直接拒绝了乔治·奥斯汀。但收到卡德尔的拒信之后，最失望的恐怕不是这位圣公会牧师，而是其女儿简·奥斯汀，因为她才是《第一印象》的作者。

奥斯汀家族祖上靠羊毛生意发迹，买地当上食租的乡绅，但到乔治·奥斯汀这一代已经没落。乔治·奥斯汀是独子，1731年出生时母亲去世，八岁那年父亲续弦，隔年撒手人寰，继母不愿抚养他，幸亏亲戚伸出援手。凭借聪颖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他考取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就读期间邂逅贵族出身的卡桑德拉·雷。奥斯汀先生毕业后加入英格兰圣公会，隔了几年获富豪亲戚托马斯·奈特提携，成为汉普郡斯蒂文顿和迪恩两个堂区的司铎，然后在1764年和雷小姐结为伉俪，生下六男二女，1775年12月16日出世的简·奥斯汀是倒数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

奥斯汀先生九岁便成为孤儿，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父亲。六个儿子当中，除了残疾的二子乔治，其他都是出人头地的俊彦：长子詹姆斯也是圣公会牧师，三子爱德华过继给托马斯·奈特，官至肯特郡治安总长（HighSheriff），四子亨利曾在伦敦开办银行，1816年破产后回到斯蒂文顿担任堂区司铎。按照世俗的标准，两个小儿子最有出息：六子查尔斯在海军历练多年，1846年升任少将，四年后（即道光三十年）执掌大英帝国侵略中国的主力先锋东印度和中国舰队；五子弗兰西斯更是功高望重的将领，1863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与少小离家各奔前程的兄弟不同，在1797年，已经二十二岁的简·奥斯汀和二十四岁的姐姐卡桑德拉仍然寓居于汉普郡斯蒂文顿的牧师公馆，随父母一起过着安宁平淡的乡村生活。身为女性，她们既没有资格像詹姆斯和亨利那样去圣约翰学院进修，也没有机会像爱德华那样成为其他家族的继承人，更没有可能像弗兰西斯和查尔斯那样，通过亲戚关系加入海军，自此踏上平步青云之路。她们很好的出路和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相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把自己嫁出去，但这对家境欠佳的她们来说极其困难。

除了担任斯蒂文顿堂区和相邻迪恩堂区的司铎以外，乔治·奥斯汀在家开办寄宿学校，还种植一些农作物，相对普通人而言，其收入已经颇为优裕，但仍不足以为两个女儿提供丰厚的妆奁。简·奥斯汀曾在1796年由于这个原因错失一段美好姻缘。那年1月，过完二十岁生日不久的她认识了邻居埃萨克·勒夫罗伊牧师的侄儿托马斯。托马斯比简小一岁，刚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即将赴伦敦林肯律师学院进修，因为尚未开学，所以先到叔父家做客。他们在公共舞会上倾盖如故，此后数次相逢情投意合，以至于简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信里提到，她认为托马斯很快将会向她求婚。但勒夫罗伊太太发现两人相见恨晚以后，唯恐每年只有20英镑零用钱的简·奥斯汀拖累侄子，立刻将托马斯打发去伦敦。托马斯·勒夫罗伊很快移情别恋，三年后迎娶某个富家女，事业蒸蒸日上，于1852年就任爱尔兰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简·奥斯汀对这段恋情久久不能忘怀，直到1798年11月17日，她还向姐姐抱怨勒夫罗伊太太前来做客，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其侄子的名字，她自己则“骄傲得什么也没问”。卡桑德拉的境遇本来要好得多，因为她已经在1792年和托马斯·福勒订婚。但在简情场失意之后不久，1797年春天，西印度群岛传来噩耗，正在皇家海军服役、原定复活节前归国完婚的托马斯·福勒不幸染上黄热病，葬身汪洋大海。此后她们分别有过几段恋情，可惜均是无疾而终，不得不成为备受歧视的spinster，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剩女”。

但和其他终身未婚的女性相比，奥斯汀姐妹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毕竟有父兄可以依靠。她们在斯蒂文顿住到父亲退休，于1801年5月随父母移居著名旅游城市巴斯。她们的父亲在1805年1月21日去世，姐妹两人和母亲从此靠几个兄弟供养，虽然搬过几次家，总算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对简·奥斯汀来说，更大的幸运是她的小说创作竟然得到父亲的支持！

早期英国小说题材狭窄，通常是婚外恋引起的悲欢离合，私生子遭遇的爱恨情仇，而且大多含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宣扬的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背道而驰，所以被卫道士视为诲淫诲盗的垃圾读物。《寰宇杂志》（TheUniversalMagazine）和《爱丁堡评论》（TheEdinburghReview）等重要刊物经常呼吁读者千万不要看小说，威斯希姆·诺克斯（VicesimusKnox）之流的神职人员则干脆认为小说是导致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舆论环境如此，更显得身为圣公会牧师的乔治·奥斯汀有多么难能可贵：发现早慧的小女儿喜欢写小说，他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这位慈父不仅为小女儿提供了在当年十分昂贵的纸张，还送了一块便于创作的写字板给她当十九岁生日礼物。

经过长达八年的练笔，简·奥斯汀在十九岁那年秋天开始创造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令人扼腕不已的是，这位技艺已臻化境的作家在1816年春天不幸罹患爱迪生氏病，最后于1817年7月18日病重不治，年方四十二岁便与世长辞。

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生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汀身后迎来了声名鹊起的转折。由亨利·奥斯汀的儿子执笔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于1870年出版，作者详细介绍其小姑的生平和作品，在第九章列举瓦尔特·司各特、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等文豪的赞誉，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约西亚·昆西的女儿写给弗兰西斯·奥斯汀的信，指出“极具权威的评论家认为，在塑造角色方面，简·奥斯汀仅次于莎士比亚”。该书很快销售一空，翌年推出的第二版收录此前未曾刊行的《苏珊夫人》和《沃特森家族》，也是十分抢手。这部回忆录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这位离世已经超过半世纪的作家的兴趣，她的作品因此实现了从沧海遗珠到伦敦纸贵的转变，自此不曾从市场绝迹。

根据彼得·加塞德（PeterGarside）和詹姆斯·雷文等人的研究，从简·奥斯汀生前五年到她死后十二年，英国在这六十年间出版了3677种新小说，虽然其中包括瓦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等传世名作，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们当中没有哪一种享有《傲慢与偏见》这么崇高的地位，也没有哪一种比它更受今天的读者欢迎。爱默生、勃朗特、丘吉尔等批评者所不了解的是，简·奥斯汀这部代表作在叙事技巧上的开创意义、在角色刻画上的高深造诣和在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早一批英国小说，比如说《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等，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便于叙述，也能够拉近读者和主角的距离，无形间增加情节的可信度。但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小说家很快发现，第一人称叙事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视角太过单一，情节只能围绕主角展开，书信体小说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书信体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信件或日记的形式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由于作者可以让信件出自不同角色的手笔，书信体小说因而具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所缺乏的多重视角，能够强化不同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增加情节的曲折性。这种叙事模式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直到该世纪末才渐渐式微，诸如萨缪尔·理查德森的《帕米拉》、法兰西斯·伯尼的《伊芙丽娜》等轰动一时的作品均是书信体小说。但这种叙事模式写就的小说存在致命的缺陷：语言容易流于刻板生硬，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几乎无能为力。由于1737年《牌照法案》的施行，有些剧作家谋生无门，只好改写小说，他们将戏剧的技巧带给这种新兴文学体裁，创造了独特的混合叙事模式。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托比亚斯·史沫莱特的《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AdventuresofPeregrinePickle）便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出现的技巧。等到简·奥斯汀出生的时候，这种混合叙事模式慢慢发展成第三人称叙事，比如在1781年创作《西希丽娅》时，法兰西斯·伯尼已经抛弃先前得心应手的书信体，改用这种新颖的技巧。

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和书信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具备了空前的灵活性：叙事者处于全知全能的有利地位，能够自如游走于整个虚构的世界，甚至可以告诉读者某些连主角也不知道的隐情。除了创造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外，这种技巧还适合编撰引人入胜的情节，因为和第一人称作品不同，读者在看第三人称小说时无法确定主角到了结局是否还活着。但第三人称叙事很大的问题是难以让读者产生代入感，读者和主角的距离太大，对其遭遇往往抱着冷眼旁观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态度。然而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运用无限定间接引语（FreeIndirectDiscourse）的技巧，完美地弥补了第三人称叙事这种缺陷。

无限定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区别在于，前者省略了后者必备的“他／她说”、“他／她想”、“他／她认为”或者“他／她觉得”等限定语。下面是《傲慢与偏见》中一个典型例子：

维克哈姆先生一走进房间，伊丽莎白立刻觉得，自己上次对他的一见倾心，以及随后的朝思暮想，实在是合情合理。某某郡民兵团的军官大多数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俊彦，这次前来赴宴的更是其中翘楚，但维克哈姆先生的身形相貌和气质风范远远超过他们，而他们又远远超过菲利普姨父：只见这位肥头肥脑、大腹便便的主人浑身散发着波特酒的味道，正在他们后面走进来。（第072页）

在这段话中，“伊丽莎白立刻觉得……实在是合情合理”是间接引语，而“某某郡民兵团……正在他们后面走进来”则是无限定间接引语，“菲利普姨父”的称谓说明这个长句其实是从伊丽莎白的角度出发来写的，但作者故意略掉“她认为”的限定语，引导读者无意间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去看，从而巧妙地拉近了读者和这位主角的心理距离。又如在《傲慢与偏见》开头，我们知道本尼特先生家有五个女儿，姐妹五人所占的戏份大概一样多，但读到第四章第十一段的时候，我们将会不知不觉地意识到，小说的主角就是伊丽莎白。简·奥斯汀能够达成这种神奇的效果，正因为她在那一段使用了无限定间接引语的技巧。看完小说之后，甚至在看完之前，绝大多数读者都会对伊丽莎白产生强烈的亲密感，这也是拜作者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所赐。

当然，无限定间接引语并非简·奥斯汀首创，它在萨缪尔·理查德森和法兰西斯·伯尼等前辈作家的小说里已经偶有所见，但《傲慢与偏见》是第一部大量应用这种叙事技巧的小说。正如约翰·斯金纳在《18世纪虚构作品导论：小说的勃兴》（AnIntroductiontoEighteenth-CenturyFiction:RaisingtheNovel）中指出的，简·奥斯汀对这种技巧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限定间接引语是18世纪虚构作品的主要创新，基于这个原因，奥斯汀在小说上的成就足以和华兹华斯在诗歌上的功绩相提并论”。无限定间接引语在英文小说中的普及，则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小说出现以后，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妮亚·伍尔夫等人主要依靠这种技巧来完成他们的意识流作品。因此简·奥斯汀堪称英文小说别开生面的大宗师，爱默生嘲笑《傲慢与偏见》“缺乏新意”，实在是既无知又荒唐。

简·奥斯汀时代英国声望最盛的作家是瓦尔特·司各特，他在1826年3月14日“至少第三次”重读《傲慢与偏见》，对作者塑造角色的能力大加赞赏，自愧弗如，慨叹“如此才华横溢的人竟然英年早逝，实在是太可惜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Tennyson）更认为简·奥斯汀在这方面和莎士比亚一样出色。他们的赞誉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只有在《威尼斯商人》或者《仲夏夜之梦》等喜剧中，我们才能找到和《傲慢与偏见》一样多的个性鲜明的角色。就小说里的主要角色而言，伊丽莎白的聪慧和达希的理智，简的温婉和宾格利的随和，丽迪雅的放肆和维克哈姆的无耻，夏洛特的讲求实际和科林斯的荒唐可笑，乔治安娜的腼腆和凯瑟琳夫人的势利，本尼特先生的阴阳怪气和本尼特太太的小题大做，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甚至于连只出场数回的次要角色，比如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也是栩栩如生。

但简·奥斯汀的高明恐怕超乎绝大多数后世读者的意料。她精心描画了许多令时人会心一笑的细节，但随着光阴的流逝，这些细节却慢慢变得晦涩难懂。比如在小说第二卷第十六章开头，她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其实两位姑娘已经……享用了一份黄瓜色拉。接上两位姐姐以后，她们指着一桌子客栈常见的冷菜，自鸣得意地说：“不错吧？有没有很惊喜？”“我们打算请客的啊，”丽迪雅说，“但要问你们借点钱来结账，因为我们刚才在那边买东西，把钱统统花光了。”（第200页）

文中“两位姑娘”是丽迪雅和小琳，“两位姐姐”则是伊丽莎白和简；此处写到伊丽莎白和简出远门回家，丽迪雅和小琳自告奋勇去半路某镇接她们。那些在1813年看到《傲慢与偏见》的读者看到这里，将会立刻明白丽迪雅和小琳是多么的糟糕，但后世读者却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黄瓜色拉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在简·奥斯汀的时代，黄瓜价格特别离谱，最贵时达到每根10先令6便士，大概相当于一个塾师七天的收入。如果现在的读者看到，有两位姑娘先在饭店吃了燕窝鱼翅，然后点了皮蛋豆腐、凉拌木耳之类的冷菜来招待两位姐姐，还要姐姐们自己付钱，那么肯定能够马上发现她们是多么的奢靡和自私。

在写景状物方面，《傲慢与偏见》也是独具匠心。比如在第三卷第三章，伊丽莎白前往彭伯利庄园拜访乔治安娜·达希，作者如此描写庄园的后院：

窗外便是后院，远处是郁郁葱葱的高山，近处则有若干俊秀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散落在后院草坪之上，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第242页）

简·奥斯汀为什么特意指明彭伯利庄园的后院种着橡树和西班牙栗树呢？橡树是优质木材来源，但生长缓慢，在当时是珍贵的名木。1775年，尚未担任马德拉斯总督的托马斯·朗姆包德（ThomasRumbold）卖出了一株直径约2.3米的橡树，售价高达43英镑（普通佣人年薪不到10英镑）。另外橡树根系发达，株距需在30英尺（约9米）以上；彭伯利庄园后院草坪上散落着若干橡树，既说明庄园的历史悠久，也说明草坪特别大。至于西班牙栗树，原产欧洲大陆，亦称甜栗树，被认为是仅次于橡树的优质木材来源。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西班牙栗树也是重要的景观树，经常和橡树、落叶松等种在一起。当时读者看到这段描写，便能领会彭伯利庄园是豪门巨富之家。

类似的例子在《傲慢与偏见》中多不胜数，但这些曲尽其妙之处，经过岁月长河的冲洗，就像《女史箴图》或者敦煌那些精美的壁画，在后世普通读者眼里已经模糊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无法责怪夏洛特·勃朗特错误地指责了简·奥斯汀，因为真正读懂这部杰构不仅需要专业的鉴赏眼光，还需要深入的考证研究。这也是促使我翻译《傲慢与偏见》的重要原因，我希望通过我的译本，以及译本中尽可能详细的注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它的本来面貌，让读者能够真正地欣赏这部在英语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皇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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