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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上海译文出品!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能背出《情人》第一段结尾的句子,译成35种文字,全球狂销240万册,王小波挚爱王道乾先生经典译本】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符锦勇, 王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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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上海译文出品!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能背出《情人》第一段结尾的句子,译成35种文字,全球狂销240万册,王小波挚爱王道乾先生经典译本】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Kindle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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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序言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学书籍出版季节出现之始,即引起广泛的热烈的反响,各大报争相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去年9月初发行量每日即达到一万册之多。这位女作家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待龚古尔奖揭晓后,此书大概已经有近百万册送到读者手中了。
这种所谓“杜拉斯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Dura[z]oir,即杜拉斯写的那种东西之意),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可是读过《情人》以后,这位读者终于“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岁的心理学家说这部小说“由于这种完全独特的写法,在语法范围内的这种简练,对于形象的这种选择”,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一位工程师发表感想说:把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写得这样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气,那种感情看起来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岁的母亲写信在报上发表,表示她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读了她的新作之后,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奇不已。这些不属于大学文学院或文学界的人士发表的意见,当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畅销”到这样的境地,恐怕不是什么商业性或迎合某种口味的问题。
小说《情人》据说最初起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题目叫作《绝对的形象》;这个影集题首写明献给布鲁诺-努伊唐(法国当代著名的很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这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可见。影集的说明文字有八十页,杜拉斯的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认为这些说明文字不免画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议杜拉斯以之另写一本小说。杜拉斯也曾将影集连同说明文字送给出版家去看,反应冷淡。小说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说《情人》与作家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带有自传的因素,而且与作家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活动也紧密相关。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她说:“读者——忠实的读者,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这本书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曾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过去都写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写过的,除开玛丽一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见的。所以我担心这本书的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我。”可见,从小说《情人》可以寻索出这位作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的若干线索,有助于对这位在艺术上始终进行试验的作家进一步了解。
一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与一部自传体作品不能等同视之。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合我而去的书,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这是我写的许多书中与各书谐音最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话没有写进故事框架之内,即第14页与15页(译文见本书第9页):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等等,关于写作一事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讲过这么一次:‘写作,什么也不是。’这本书全部都在这里了……”
小说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叙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于一个故事,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出版小说《情人》的出版家(子夜出版社)热罗姆·兰东指出:“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最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这样的意见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上面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关于写作的看法,在小说中其实提到不止一次,但语焉不详,下笔时显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写。在其他场合,杜拉斯谈到文学问题的文字也不多见。这个问题在《情人》中毕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细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何况这正好就是全书的结局。我写的书一向都是没有结尾的。但在这里,小说的开端就把全书关闭起来了。”这里又一次指明《情人》一书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的不同之处。
小说处理的题目大体仍然是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如讲到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等等。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
《乌发碧眼》发表于1986年,写的是厌世,对虚实不定的世事所怀有的莫名焦虑,同时又从较为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人对性爱的感悟和反思。法国评论家当年曾有评论:“非常诗意地描绘了绝望的性爱,完美典型的杜拉斯式的叙述……”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是法国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就杜拉斯作品的“可读性”发表的专论,一并收入本书,对阅读理解杜拉斯的作品当有裨益。
王道乾 --此文字指其他 kindle_edition 版本。

后记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取得成功,有关她的作品的“可读性”问题立即为之改观。一直被看作是难以阅读,只有知音才可接近的作者,其作品现在进入了广大读者争相阅读的领域,并且在销售上打破纪录,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杜拉斯的作品甚至使文学批评家所持的态度也发生问题:过去是大机不可泄露,如今成了老生常谈;以前需要加以引导才能进人杜拉斯的世界,今天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了,理解杜拉斯的作品也成了异常复杂的事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引出一个双重性问题:一方面,人们追问,姑且借用那个出了名的说法,人们现在为什么不再害怕玛格丽特·杜拉斯了?另一方面,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也是多种多样的,仍须进一步考察人们测览这部作品究竟是读什么或不读什么。
实际上,对于《情人》出版取得成功的关注,这就涉及畅销书某种特殊类型的问题,皮埃尔·诺拉认为这一类书与“协商确定”的畅销不一样,他认为这类书属于他们说的“非有意为之的成功”,也就是说,这种书脱出通常流通轨道远非始料所及。他说:
“畅销书的规律,是对其正常社会学领域的突破、违抗,书原本不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但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轰动。”
《情人》的出版取得了轰动效应,对其特点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有着重要意义:畅销书这个用语从此就不一定带有贬义内涵,即认为这类书完全是一种制成品,它的使用价值无非是在我们社会商品流通中具有某种交换价值而已。在没有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情人》一书不是为商业目的而写这一点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最好不要把争论简单化。
从另一方面看,是不是读者群众方面发生了变化?对此,罗布一格里耶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有他的解释:
“有一类读者现在已经学会阅读我们的作品。不过……不是三十岁开始学习阅读的‘老人’。……我们现在更能和十五至二十五岁的读者平等相处了,他们阅读我们的作品似乎不存在原来那一类摒弃的问题。……读者的感受力好像已经大为发展,以致我们在自己的探索中越走越远,我们中每一个人已走到尽头,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追随前进。……其中有些人年纪很轻,感受力极强。我说过:有些人已不再提出那种类似理性定义的问题……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我不想与罗布-格里耶分享这种乐观看法,对于《情人》取得成功,我设想那是出于一种“误会”。也就是说,杜拉斯如果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写法,那么《情人》作为文本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就更加具有多义性,这将有利于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阐明种种阅读机制和读者阅读习惯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组织肌理。我们不妨再看看罗布一格里耶在谈到诺贝尔奖颁发给克洛德·西蒙,当初他在子夜出版社接待这位作家时,他是怎么讲的:
“由让-埃代思·阿利埃……居间介绍,《风》的原稿送到我的手中。原稿中每两章就有一章是用来解释前一章的,后来我见到克洛德·酉蒙,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不这么办,卡尔曼一莱维出版社就不愿意接受稿子。我加上这几章,目的是让其余各章能够通过,但按我的看法,这些章节毫无意义。’我对他说:‘删掉。他们不接受,出版者现成就有。’于是他把那些文字全部删除,稿子果然遭到拒绝,而子夜出版社却接受出版了。从此以后,克洛德·西蒙按照个人意愿写作,拒绝阉割他的作品,不再屈服于那种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了。”
如果上述轶闻是有教益的,而且杜拉斯也是在子夜出版社出书的幸运的作家之一,那就需要弄清对“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作何理解,这种观念又如何在现代性的掩饰下以不会引起怀疑为虚假的方法和恶劣的阅读效果来“阉割”作品文本。
……
总之,在肉体之爱与情感之爱两者之间语义上的对立为了前者而倾向于摈斥后者。这种冲突以通常惯用的方式来维系叙事展开,但在全书末尾几页上,却突然成为问题。因为这种种冲突对先在的语义内容经过一番加工制作,重读下面一段文字就使一切都改观了:
“……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见本书第112页)
冲突是超越了,说明其中包括有一种更加精微巧妙的张力,表现出肉体之爱与情感之爱必然是同一种经验的两个侧面,即关于时间的经验。肉体之爱维系在瞬间——销魂喜悦。而情感则要求距离,沉思反顾,时间延绵。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上述情况,情人的变形必然要再次写在自传中判断的核心地位上,也就是写在反思的时间之中。
作为本文的结束,还须回过来谈一谈书的题目,这个题目包含有两个层次,好的一面,坏的一面。第一个层次,从一开始就引出一个有所指的对象,与处于主导地位的聚焦中心点叙述者——作家“我”发生关系。第二个层次,对于读者这方面来说,情人即意味着“中介”,即关系,以及展示,从自身到自身,从自身到世界。小说中的情人因此转化为意义得以调动和产生的那种情况:通过意义(肉欲的和合理的)破坏而成为一种生发作用。题目在第一个层次上指向一般常情,以取悦读者方面那种观淫癖倾向。在第二个层次上,它指向一种功能作用(发生关系);以引导读者寻求非一般人可能体会发现的感受含义——直至意指所形成的意境。
我希望我已经阐明,脉络历历皆在,白纸上写着黑字。但是读者的迫切要求可能或者不能把它们激活突现出来。《情人》所叙述的故事与《副领事》那样的作品是不相同的,《副领事》中有三个故事,只有将三个故事的文本交叉来看才可以理解,《副领事》作为一本书,始终是开放的,由夏尔·罗塞特的故事开始,到副领事的幻想结束。而《情人》的故事是封闭在它的意图的要求的各个点上:开始,对作为自传中的“我”加以肯定;到结尾,以复制爱情的适当语言告终。应该承认,或者隐而不说,这就是自始至终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 --此文字指其他 kindle_edition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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