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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全译本)”,作者:[新渡户稻造, 潘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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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新渡户稻造 译者:潘星汉

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ō,1862—1933),他是二十世纪早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活动家,同时是一位农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留学欧美,先后入读霍普金斯大学和哈勒•维腾贝格大学,但对日本传统历史和文化充满热爱,通他过对东西文化碰撞的观察,以冷眼重新审视日本。1919年,他被推荐为日本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在此后7年任期里被人称为“国际联盟的明星”。此外,他曾担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校长,创立东京女子大学,担任东京女子经济专科学校(今文化女子大学)校长,为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日本教育,特别是日本女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新渡户晚年,世界形势与和平背道而驰,随着帝国主义的强大,列强之间矛盾重重,而日本也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新渡户曾为消除日美间的芥蒂奔走呼号,但最终失败。1933年,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口西岸的家中黯然去世,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此文字指其他 kindle_edition 版本。

文摘

第九章 武士道的永恒光辉——忠诚
封建道德中包含的很多德行都与别的伦理体系或其他制度下的道德观念共通,但是忠诚的德行——服从并忠诚于上级和长辈——则构成了封建道德的独有特点。忠诚是封建制度下各种不同阶级之间关系得以维系的道德纽带——即使是小偷集团也存在对费金效忠的准则。然而,武士对名誉的追求使忠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黑格尔对封建制度下臣子对君父的忠诚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这只是体现了对个人的义务而没有体现对国家的义务,是一种不合理的束缚。但是,黑格尔的同胞——伟大的俾斯麦却十分夸耀德国人对君主的忠诚美德。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有理由的。不过俾斯麦眼中的忠诚,只不过是欧洲漫长封建制度孕育下的骑士精神一直保留在普鲁士民族的缘故。它并不是基于德意志文化的孕育,也不是德意志民族或德国的专有物。
美国人说“每个人都与他人没什么不同”,爱尔兰人还在此基础上加了一句“而且比他人更优秀”,这些民族深信的平等观念,或许会让他们觉得我国国民那中绝对忠于主君是非常崇高的观念非常不合理,虽然他们也承认我们的忠诚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好的”。孟德斯鸠曾经感叹过,同样一件事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侧是对的,而在另一侧就是错的。最近发生的德雷弗斯案件也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同样的道理,在日本被人普遍接受的忠诚观念,在其他国家也许并不被人称道。只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观念就是错误的,或许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忘掉了真正的“忠诚”观念,或许是因为我们把忠诚的含义诠释到了极致。
格里菲斯说,中国人最重视的德行是儒家宣传的“孝”,他们认为服从父母是作为合格公民的首要义务,但在日本,德行中最为重要的是“忠”。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就来讲述一个读者可能有些厌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在故事中留下名字”“同式微的君主同甘共苦”的人。这个故事与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菅原道真有关。
菅原道真因为遭到嫉妒和谗言而被逐出京城,但是对手的迫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希望斩草除根,因此策划了诛灭他全族的计划。最重要的搜查对象就是菅原道真未成年的幼子,最后发现,菅原道真的幼子被一个叫源藏的道真旧部下秘密藏在一个寺院私塾中。他们限定日期让源藏交出幼子,但源藏的道德信仰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替身蒙混过关。
当源藏在寺院私塾中苦苦搜寻这个替身而无果时,一位器度不凡的母亲领来了自己的儿子请求入学,这个孩子与源藏的少主人年龄相仿且容貌相似。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这对母子果断地做出了牺牲。在一间密室里,母子二人献身祭坛,儿子献出的是自己的生命,母亲献出的是高尚的心灵。仪式举行也就决定了这对母子必须生离死别,源藏对于这一切表面上未露声色,但却暗暗下定了必救少主的决心。
期限来临之日,源藏带着自己的武士刀,把替罪羊的首级交给了负责检验的官员【松王丸】。源藏做好了最坏打算,假若被松王丸识破,他将一不做二不休,一刀劈了松王丸或立刻自裁以免受辱。松王丸仔细检查之后,确认这是道真幼子的首级。
这天晚上的另外一家,也就是那对母子的家里,同样不平静。母亲已经知道儿子的命运,她热切地关注着自家的大门,希望传来自己想听到的消息。这个消息当然不是儿子能够死里逃生,而是他是不是完成了效忠主人的使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的公公是菅原道真长期照顾的人,而当道真落难流放后,她的丈夫不得已侍奉迫害道真的那些人,这一家人忠于菅原道真却无以为报。因此自己的儿子如果能效忠于主人,即使付出悲痛的代价,也是一种光荣。巧合的是,她的丈夫因为了解菅原道真家族而也参与了检验少主首级的任务。这件事顺利蒙混过去让代替少主冤死的一家人悲喜交集,不过好在,自己的儿子死得十分光荣。翘首期待消息的母亲终于放下了一直悲痛的心。
读者或许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故事!身为父母的人竟然为了拯救别人的性命而牺牲掉自己无辜的儿子!”但是,不要忽视了这个孩子自己也是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去牺牲。这是一个替死故事,它与亚伯拉罕想献上以撒的故事(《创世记》第22章)同样著名,而且没有人觉得后者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故事。不论这两个故事是由眼睛看得见的天使还是眼睛看不见的天使所赐予的,也不论这个故事是耳朵听见的还是内心听见的,总之,它们都是一种精神召唤,都承载了应该顺从自己内心信仰的精神。
西方文化承认父子、夫妻中每个人的权利,所有个人都各有各的利害,因此,他们对家族所承担的义务相对来说有所减少。武士道不是这样,对于武士而言,家族和家族中每个成员利害都是一体的,浑然不可分离。武士道把家族利害同对家人的感情自然本能地、不可抗拒地联结到一起。如果人与人之间仅仅凭借单纯的本能之爱(动物也有的爱)而不是更多情感去为爱着的人死意义到底多大呢?
在《日本外史》这部伟大的著作中,赖山阳用痛心的语句记述了平重盛关于父亲叛乱让他内心挣扎的状态。“忠则不孝,孝则不忠。”这种痛苦让他最后选择倾注心魂向上苍祈死,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纯洁与正义不能并存的世界里解脱。
还有很多类似平重盛的人在道德与人情冲突中难以生存。我们能够发现,莎士比亚也好,《圣经•旧约》也好,对“孝”这个观念并没有详细地诠释,东方则与之相反。不过,虽然如此,出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时,武士道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诚。日本母亲也是这样教育她们的儿子的:要为主君牺牲一切。武士的妻女与寡妇温德姆和她那有名的配偶一样,在忠义面前,她们会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让自己的儿子、丈夫冲向战场。
亚里士多德和近代几位社会学家都认为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和其中一分子,因此,在国家面前,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为国家的合法掌权者贡献自己。武士道同这样的看法一致,个人与国家或国家的主人相比,自然要服从后者。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阐述他逃亡与国法相悖时说了这样的话:
你本是在我的卵翼下诞生、抚养且受教育的,而你竟敢说你和你的祖先都不是我们的儿子和仆人?
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话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很早之时,武士道就是持这种观念的。只不过,我们的国法和国家是通过具体的人来体现的,而我们“忠”的观念就是从这个政治原理中产生出来的伦理。
我也了解一点斯宾塞先生的“政治服从——忠诚——只有过渡性职能”的说法,可能他说的是对的。当日之德当日足矣。我们依然会重复这种理念。况且,所谓“当日”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就像国歌唱的“直到小小的石头成为长满苔藓的大岩石”。
其实在民主国家英国的国民中,也存在着忠诚的道德,就像鲍特密先生最近所说:
对于单个人和他的后裔表示忠诚,是源于日耳曼人祖先对自己首领的那种感情,这种渊源或多或少流传到了现在,演变至今就是他们对君主血统的深厚忠诚,而他们对王室的爱戴就是这种忠诚的表现。
斯宾塞先生作了一个预言,他说,对自己良心忠诚将会取代政治服从。如果斯宾塞先生的预言最终实现,那么高尚的忠诚精神及对忠诚品质的尊敬会消失吗?日本人的服从在改朝换代和不同人物身上转变,但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主人有不忠诚的地方。不论这个主人是曾经的臣民还是现在掌握大权的主君,忠诚都是不会改变的。一些陷入歧途的斯宾塞弟子在前几年曾经挑起了引起日本知识界恐慌的愚蠢争论。他们对皇室的忠诚拥护太过,以致责难基督徒效忠天主的誓言而认为基督徒是大逆不道的危险势力。这些人摆出了诡辩论的架式和烦琐迂阔的言论咄咄逼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在特殊情况下“侍奉二主但彼此都不背叛”“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看看苏格拉底,他在对神明的忠诚方面没有任何让步,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同样忠诚于“主人即国家”的信念,这两种忠诚并不矛盾。他终究还是生则忠于自己的内心,死则忠于国家尊严。
武士道并不是要求我们的良心从此麻痹,成为主君的奴隶。托马斯•莫布雷的一首诗可以充分表达武士道对于忠诚的真实看法:
尊敬可畏的君主呵,我将把自己奉献到您的脚下,
我的使命唯您的命令是从,但我不会让耻辱近您的身,
献出生命是我的义务,即使我死去,
也不能将墓碑上永远镌刻的芳名——
交给不惜自己名誉的人使用。
因为主君反复无常或妄念邪想丛生,而企图违背良心顿生叛心的做法,武士道是不能认同的。这些人只会被鄙视为“佞臣”,即通过卑鄙手段和阴险狡诈、阿谀奉承获得好处的奸徒;“宠臣”也是其中一类,他们靠卑躬屈膝、随声附和来博取主君宠爱。这两种臣下就是伊阿古所说的:一种是“卑躬屈节,唯命是从,甘心套着那锁链,出卖自己的一生,活像主人的驴子”;另一种是“表面上装得忠心耿耿,骨于里却是处处替自己打算”。如果自己的意见与主君意见相左而发生矛盾或产生分歧,那么忠诚的体现就是像辅佐李尔王的肯特那样,想尽办法劝谏纠正主君的错误。若是主君顽固坚持自己的谬误而臣子冒犯了主君,那么忠诚的武士只是等待主君如何处置自己。这种时候,武士们通常会以血溅自身以表示谏言的忠诚,以此向主君的良心做最后的申诉。
武士教育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侍奉主人,而追求的则是武士阶级的光荣名誉,这就是武士形成的基础。

第十二章 武士的选择:自杀及其复仇
武士道中的自杀制度又被称为“切腹”。关于切腹和复仇的两个制度,已经有很多外国作家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地论述。
先说自杀。此处的自杀只是指武士道中的自杀制度,我的考察范围只限定在切腹或者剖腹,俗称剖肚子(harakiri)。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剖腹就是用刀剖开自己的腹部而死。初听到这种自杀办法的人肯竟会尖叫: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外国人会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愚蠢,但如果是一个认真研究过莎士比亚的人,或许不会觉得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行为。莎士比亚借布鲁图之口说:
你(凯撒)的灵魂已经显现,请用我的剑刺进我的腹部吧。
另外,有一位现代英国诗人,在《亚洲之光》这一作品中提到,利剑刺穿了女王的腹部。没有人指责这些诗句是野蛮或不顾礼仪的。还有一个例子,在热那亚的罗萨宫中,古尔基诺所画的伽图之死记述了一件什么事?一把利剑深深地刺进了伽图的腹部!可是,凡是读过艾迪生让伽图唱的“绝命歌”的读者,都不会认为伽图是愚蠢的。
剖腹的自杀方式可以让日本人想到最高尚的行为和最动人的哀情。对于剖腹我们不会觉得愚蠢,也不会否定这种方式。道德精神总是具有强大的力量,正因为德行、伟大、安详的转化力,才使人最消极的死亡具有了崇高性,并让死亡成为新生的象征。这令人感叹,就像君士坦丁大帝所看到的标志【十字架】一样,如果它没有道德精神,也不可能征服世界。
在我国国民心中,切腹之所以是合理的,不仅因为这种行为可以与高尚的道德联系到一起,还在于它具有其他合理性。为什么会单单选择腹部?因为古代解剖学知识相信,这里是灵魂和爱情的归宿。摩西曾记下“约瑟为其弟而(心)肠如焚”【《创世记》四三之三○】;大卫祈祷主别忘了他的“肠子”【《诗篇》二五之六];以赛亚、耶利米包括古代传说中的其他通灵者都提到过肠“鸣”【《以赛亚书》一六之一一】或肠“痛”【《耶利米书》三一之二○】。闪米特人则把肝、肾及周围的脂肪看成感情和生命的归宿之处,这些西方文献也能说明流行于日本人中间关于灵魂寓于腹部的信仰是合理的。而“腹”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比希腊语的“phren”或“thumos”的含义更广,不过像希腊人一样,日本人也是认为人的灵魂只是寓于“腹”的某一处位置。
人们以为只有古代民族才会有这种奇怪想法,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法国人笛卡尔认为灵魂存在于松果腺,并把一个在解剖学还不太清楚而在生理学上意思明确的“ventre”【腹部】这个词,解释成为勇气的意思。另外,法语中“entrailles”【腹部】这个词也表示爱情、怜悯的意思。类似这样的信仰不能简单看成是迷信,与把“心”当成所有感情源泉的观念比起来,笛卡尔的说法更为科学。
现代医学中,神经学专家谈到了“腹部脑髓”“腰部脑髓”等说法,认为这些地方的交感神经中枢能够在精神作用下受到刺激。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日本人的剖腹逻辑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我把自己的灵魂呈现出来让您评判,您看看我的灵魂是不是清白的。”
不要误解我这是在提倡或赞同自杀。从武士道的精神来说,对名誉的极度重视就是自绝生命的唯一理由,因为这不是生死的问题,而是捍卫名誉的问题。
死是身败名裂时的唯一解脱,
死是摆脱耻辱的可靠隐蔽所。
多少人在读到加思这首诗时感情上会有同感而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幽冥!一死了之是武士道解决有关名誉问题时的一把钥匙,如果因为名誉受到侵犯,与其等死(比如受到主君法令的制裁等等)不如自己主动去死,因为这是武士捍卫名誉的光荣。
我相信,即使是珍爱生命的基督徒,在面对伽图、布鲁图、佩特罗尼厄斯和其他许多古代伟人结束自己生命的崇高态度时,也会诚实得表达出钦敬之情。难道西方哲学的鼻祖【苏格拉底】不能说成是半自杀吗?他是完全有机会逃掉的,可还是选择了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且,他很清楚这是一个在道德上错误的法律——当苏格拉底亲手接过毒酒杯,甚至还用手指轻蘸了几滴毒酒洒在地上祭奠神灵时,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杀吗?审判官对他的判决是强制性的:“你必须死,而且要用自己的手让自己死”。如果说自杀的含义就是“用自己的手让自己去死”,那么苏格拉底就是是死于自杀。不过,没有人会觉得苏格拉底犯下了没有珍惜生命的罪恶,只有他的学生柏拉图痛恨自杀行为,所以他从来不想承认自己的老师是一个自杀者。
现在读者已经知道,武士的剖腹自杀不能只看成一种自杀方式。它是一种制度,是封建时代在法律和礼法上有根据和背景的制度。在封建时代,剖腹被武士用来抵罪、悔过、免除耻辱、救赎朋友或证明自己忠诚。当剖腹以主君旨意的形式被赋予法律刑罚意义时,它是在一种庄重严肃的仪式下完成执行的。这绝对不同于感情冲动、盲目、草率的轻生行为,轻生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有的愚蠢行为,而武士自裁是经过了洗炼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交代的行为,它适合于武士,却不适合普通的我们。
武士自杀的仪式现在已经被废除,但我还是想描述一下,以让读者了解这一制度。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人做出了更为详细的研究,不过鉴于读过这项研究著作的人不多,我将在这本书中用较详细的摘引说明这个问题。米特福德和他著作《旧日本的故事》中,通过某一罕见的史料,描述了剖腹理论,并在理论之后,记载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实例:
行刑地点在一个寺院正殿,我们(七个外国验尸官)在日本验尸官的引导下来到这里。这里景象森严。正殿屋顶由黑色木柱高高支撑着,天棚上悬挂着寺院所独有的巨大金色灯笼和一些其他装饰。一个三四寸高的座席就安设在高高的佛坛前面的地板上,上面是铺着红色线毯的新榻榻咪,看上去十分漂亮。在不远处,从高高的烛台上发出神秘而昏暗的光,这足以让人看清楚整个执刑过程。高座左边是七个日本验尸官,我们七个外国验尸官则坐在高座右边,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人。
几分钟的不安和紧张等待之后,一身麻布礼服的泷善三郎走进了正殿。他32岁,器宇不凡,身材魁梧。在他身边是一个断头人和三个身着金色刺绣无袖罩衣的官员,他们是陪伴泷善三郎的人。必须澄清一下,这里的断头人,与英语中所谓的“executioner”(行刑人)并不是一回事。他的任务是“绅士”的任务,一般是由罪人的亲属或朋友来担当,断头人与罪人之间并非行刑人和罪人的关系,倒更像是服侍者和主人的关系。担任泷善三郎断头人的是他的弟子——一位剑术高手,是从泷善三郎的几位朋友中挑选出来的。
泷善三郎,在左边断头人的陪同下,缓慢地来到日本验尸官旁边,两人一起向验尸官行礼,验尸官也恭敬地答礼;然后再到外国人这边,同样,甚至是更加郑重地行礼,我们也以恭敬的答礼回报他们。然后泷善三郎平静地、悲壮地登上高座,面对佛坛进行了两次跪拜,之后,他背向佛坛,端坐在红色线毯上,他的断头人就蹲在他的左侧。
此时,其中一个陪伴人把用白纸包着的胁差放到三宝——向神佛上供时用的一种带底座的方形木盘——上,走到泷善三郎前面。胁差就是日本人经常佩带的短刀或匕首,长有九寸五分,刀尖和刀刃十分锋利。这个陪伴人先向泷善三郎行礼,然后就把三宝递给了他,他十分庄重地接过三宝,双手举到自己头顶之上,然后放到自己面前。
泷善三郎又一次郑重行礼之后,他以一个带着痛苦招认者才有的感情和踌躇的声音,面不改色,态度坚决地说道:
“只是我一个人,莽撞错误地下达了向在神户外国人开枪的命令,当他们要逃跑时,我再次命令部下开枪。对此造成的罪孽,现在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谨剖腹。劳烦各位检验,辛苦了。”
之后,再一次行礼。泷善三郎将自己的上衣褪到系带那里,腰部以上裸露出来。因为高贵的日本武士都是向前伏地而死,所以按照常例,为了不让剖腹后的自己朝后仰面而倒,他小心地把两个袖子掖进膝盖下面。沉思了一会儿,他便坚定地拿起放在自己面前的短刀,好像有些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它,或许这是在集中自己临死前的最后念头,但这一切都很短暂,他快速地将短刀深深刺入左腹,慢慢地拉向右腹,再拉回来,稍微向上一划。尽管这是极为痛苦的动作,但是泷善三郎的面部饥肉一动不动。然后他拔出短刀,将身子尽力屈向前面,伸出脖子。直到此时,那种痛苦的表情才在他脸上闪过,但没有一点呻吟之声。
一直在他身旁蹲守、纹丝不动地看着这一切的断头人,此时缓慢站起,高高举起武士之刀。一瞬间,刀光一闪,一名武士就这样身首异处。
周围是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鲜血涌出的声音。这颗头颅的主人直到刚才都是一个勇猛刚毅的武士!真恐怖。
断头人匍匐行礼,用早已准备好的白纸将刀擦拭干净,然后从高座上走下来,也带走了那把经过武士血液浸染的短刀——这是砍头的证据。
两个朝廷官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离身来到外国验尸官面前,通告我们说泷善三郎的刑罚已经没有任何拖延地执行了,请去检验……
我们离开了寺院。
至于在我国各种著作或亲历者的叙述中,关于剖腹的情景屡见不鲜。现在只举一个实例就能够说明了。
为了报父仇,24岁的哥哥左近和17岁的弟弟内记准备刺杀他们的仇人德川家康,但他们刚刚潜入军营就被人发现而被捕了。于是他们全家,包括还不满8岁的最小弟弟八麿都受到牵连,将被处死。德川家康对这两个青年能有这样大的勇气非常赞赏,因此要让他们以光荣的方式死,他们的弟弟八麿也受到了同样对待。于是,兄弟三人被带到用来行刑的寺院。当时一个在现场的医生把这件事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上:
兄弟三人并排坐在走向死亡的席位上时,左近对幼弟八麿说:‘你先剖腹吧,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剖错。’八麿回答,他从未见过剖腹,希望哥哥能给自己做示范,然后自己就可以正确剖腹了。哥哥含着泪微笑着说:‘你说得对,你很坚强,不愧是父亲的儿子。’八麿于是坐在了两个哥哥中间。左近将短刀刺进左腹,并对八麿说:‘懂了吧?不能切得太深,否则就会向后倒,武士死时应该把双膝跪好向前俯伏。’内记也同样将刀切近自己的腹部,然后对弟弟说:‘眼睛要睁开,否则就会像女人一样,好像害怕似的。就算刀停下了,或没有气力了,还是要勇敢地把刀拉回来。’八麿看着两位哥哥的示范,在两个哥哥都咽气之后,也镇静地脱去上衣,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剖腹自杀。
剖腹既然被当成一件光荣的事,因此也就被人们滥用在了一些不该用的地方。头脑发热的青年们为了这份荣誉加身,因为一些不合理的小事,或根本不值得去死的理由,便像飞蛾扑火一样死去。因为混乱和荒谬的理由,武士剖腹的行为比进入修道院逃避末世的修女还要多。人们误认为与荣誉、道德相比,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最可悲的是名誉被很多人玷污了,已经不再纯粹,常常被打了折扣。所以,很多人白白牺牲性命,却永远不能了解死后的事。
但是,剖腹的荣誉并没有让武士失去理智,真正的武士把那些急于赴死或以死求媚的行为都看作是卑怯的表现。一位典型的武士,屡战屡败,被对手穷追不舍,从野地到深山,从森林到岩穴,刀已经卷了刃,弓已经断了弦,箭簇也早已用完,只剩下自己一人和辘辘饥肠,他无奈地藏在阴暗的树窟之中——就像那位最卓越的罗马人【布鲁图】的窘境,他不是在菲利皮绝望地自刎了吗?——可是这位武士仍然认为就这样没有价值的死去是懦弱无耻的表现,于是他用近乎基督教殉教者的意志写出了下面的诗句来勉励自己:
所有忧伤的事尽管放马过来吧!
这将考验我到底拥有何种力量。
这就是武士道教育意义所在,凭着超乎常人的忍耐和积极心态来对抗面临的灾祸和困难,并且用自己的意志坚持到底。就像孟子论述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武士的荣誉不是为了求死,而是执行天道,在实践自己使命的过程中若是不行“需要生命的付出”,那才是真正的名誉。相反,逃避上天赋予的使命而选择一死了之,就是卑怯懦弱的!托马斯•布朗爵士在《医学宗教》中叙述了一段与我国武士道教育总是强调的相一致的话。他说:
不畏惧死亡是勇敢的,但如果生不如死时,仍然选择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17世纪时,日本一位有名和尚说过一句讽刺武士的话:
平日里能说会道却从来没有舍生取义想法的武士,到了关键时刻,一定会逃避。而一旦在内心中下定决心,自己将为道义牺牲的武士,不论是‘真田的枪’还是‘为朝的箭’,都不能穿透他的心脏。
这些话不是已经说明,我国国民在精神道德境界上与那个许愿“为我而失去生命者得救了”的大建筑师【耶稣基督】建筑的美好世界之门已经很接近了吗?虽然,总有一些人在寻找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信仰者之间的差别,并为这种差别扩大而努力尝试,但还是有很多证据显示,人类在道德上的一致性是无法完全否认的。
武士道的自杀制度,确实有滥用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清楚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道理和野蛮的,它并不是灭绝人性的恐怖制度。
现在,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从自杀制度中派生出来的姊妹——报复制度,或称为报仇或复仇制度。看一看武士道的复仇制度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想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说明。因为复仇制度——或者不称其为“制度”而称之为“习惯”——以往在一切民族中都出现过,而且到了今天也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仍然能够见到的决斗和私刑就是复仇习惯仍然存在的证明。
最近就有一个美国军官为了替德雷弗斯报仇,要求同埃斯特哈兹决斗的事。在法律并不健全和没有刑事法庭的时代,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家族血缘和人情支持。杀人并没有被人认为犯罪,但为亲属的复仇却遏制了犯罪者肆无忌惮。就像在没有婚姻制度的社会中,通奸不会被人认为是一种罪过,而情人的嫉妒会使得更多女子免于失贞一样,复仇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持。奥赛里斯问荷拉斯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后者的回答是:“替父亲报仇”——对此,日本人应该还会要加上一句:“为主君报仇。”
复仇中也存在着正义的一面。对于复仇者来说,他们的逻辑是:“我的父亲没有理由殒命,杀我父亲的人是在作孽,是违反天理的。如果父亲有什么遗愿,那一定是惩罚伤害他的人。所以天理的要求是不能继续让此人造孽,父亲的要求是不能宽恕这个可恶的人,因此为父报仇是父亲的意志,是天的意志。必须亲自复仇,父亲的血因为仇人而流,而我是父亲的骨肉,身体里是父亲的血,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所以我有义务必须让杀人者流血。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是一个简单可笑的逻辑,但是,哈姆雷特也是这样的逻辑。虽然它简单可笑,却仍然能体现出人类天生的正义感和平衡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于复仇就好像数理中的方程一样,直到两端相等,否则总是一个错误。
在犹太教中,或者在有涅墨西斯的希腊神话中,把复仇交给了超人去完成。这种幻想是无法让武士道认可的,所以武士道便以一个复仇制度来保证一种伦理公正,使普通法律无法解决的事通过复仇来解决。
47名武士的主君被判死罪,武士们没有上诉的上级法院,但忠义的理念又使他们不能对自己的主君见死不救,于是他们选择了复仇。这是为了自己的忠义,为了替主君讨还公道。虽然他们最终被定罪了,但民众们却站在了道德一边,所有人都不承认政府对47名武士的判罚,就这样,47名复仇的武士与他们在泉岳寺的坟墓一起,被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中国的老子主张以德报怨,但同为中国圣贤的孔子却主张用正义还击不明就里的人【以直报怨】,很显然,武士更倾向于孔子的声音。不过,武士道同样认为,只有为长辈和君上复仇才是正当的。如果是有人伤害了自己或自己的妻子不幸被杀而去进行复仇,那就不被人认可了,此种情况只有忍受和宽恕。因此,汉尼拔要为祖国复仇的誓言是可以得到武士认同的;而詹姆士•汉密尔顿将妻子的墓土携带在身以永远激励自己向仇人摄政默里报爱妻之仇,则只能被武士轻蔑。
随着法律制度完善,剖腹和复仇制度已经完全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再发现一个美丽少女乔装改扮去追踪害死她父母的仇敌这种罗曼谛克的冒险故事,也不会再出现袭击一个宗族仇敌的悲剧。像宫本武藏一样的游侠人生,在今天只是尘封的往事了。法律将取代道德成为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维系者,搜索罪犯的任务由纪律严明的警察去执行。所有非法之举,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努力之下尽量得到匡正。因为正义能够得到维持,所以复仇就已经显得多余了。但理解复仇时,不能简单把它归结为——如一位新英格兰神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只是“一种希望用牺牲者的鲜血来满足自私欲望而培育出内心渴望”的野蛮行径,如果这样理解,复仇还会到今天没有被彻底根除吗?
虽然剖腹制度和仪式也已经是过眼烟云,不过我们还会常常听到这种行为。而且,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历史,剖腹制度在今后也会仍然听到。如果今后还不断有人自杀,他们采用的自杀方式肯定是那些偏向于无痛楚而又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的方法,武士道的自杀方式只会越来越传奇。但是,在这么多种自杀方式中,莫塞里教授应该不得不承认剖腹形式的特殊和庄重吧?他曾说:
“100个自杀者中——那些用最痛苦的方法或长时间苦楚进行自杀的人——有99个是因为偏执、疯狂或病态的兴奋而使神经错乱导致的。”
我们看到了,武士道的剖腹自杀没有任何偏执、疯狂或兴奋,反而是需要极其冷静的态度才能完成漂亮的剖腹。斯特拉罕博士认为自杀可以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类,武士道的剖腹显然就是合理性自杀的最好例子。
无论是自杀或是复仇这样的血腥制度,或者是武士道的其他内容中,似乎都向我们展示了在武士道笼罩下刀剑对武士生活的重要意义。武士之中有句名言说:刀乃武士之魂。现在就来看看武士道中的“刀”到底有什么标志性意义吧。 --此文字指其他 kindle_edition 版本。

基本信息

  • ASIN : B00E88FKTQ
  • 出版社 : 新世界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9月4日)
  • 出版日期 : 2012年8月1日
  • 品牌 : 紫云文心
  • 语言 : 简体中文
  • 文件大小 : 5142 KB
  • 标准语音朗读 : 未启用
  • X-Ray : 未启用
  • 生词提示功能 : 未启用
  • 纸书页数 :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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