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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失败 平装 – 200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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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8月1日)
  • 外文书名: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 平装: 249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7301156669, 9787301156667
  • 条形码: 9787301156667
  • 商品尺寸: 22.8 x 15.4 x 2 cm
  • 商品重量: 340 g
  • 品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SIN: B002NX0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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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生动形象而又直言不讳、可读性强……波斯纳是一位极为敏锐犀利的智者。
——罗伯特·索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书评》

波斯纳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论述,法律人显然不应该缺席。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法学家的精辟论述,还有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轮回。
——吴志攀(著名金融法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一本惊人的著作,用易于普通读者理解的话语阐释了银行体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波斯纳的]批评格外令人振奋,因为它来自于通常敌视政府官僚扶助措施的右翼思想家。
——保罗·贝瑞特(《商业周刊》高级编辑),《华盛顿邮报》

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的法律经济学运动元老波斯纳法官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其本不太可能提出的批评。不过,作为四十多本书的作者、被引证最多的联邦上诉法官,他也是我们 创造力、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之一。
——戈登·克罗维茨(道琼斯公司执行副总裁),《华尔街日报》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市场导向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元老,波斯纳竟然猛烈抨击了那种认为市场可以自我纠错的主张。还令人奇怪的是——如果这位法官是其他任何一位法官的话——一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芝加哥大学法学讲师)竟然 出版了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综合著作。波斯纳是……这个国家最博学而且思想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直到全书最后一页,没有一句懒惰的归纳、没有一句流行的陈词滥调能逃过波斯纳无情的剖析。《资本主义的失败》抛弃了所有的时髦行话,但也使读者在前进方向上感到迷惘。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起点,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起点。
——乔纳森·劳奇(《国家杂志》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

理查德•波斯纳是一个奇人……他倚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为导致当下经济危机的系列事件提出了一种非常恰当的解释。
——约翰·凯(经济学家),《金融时报》

名人推荐

个体理性与整体危机
评《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王若磊


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可能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因为宏观经济形势与每个个体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因此,它总是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从2008年开始,被称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逐步蔓延,进而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从危机爆发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程度、走向、对策等诸多话题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解释、学说、方案层出不穷。
在美国,这个经济危机的爆发地和根源地,经济危机的影响更为明显:失业率大幅攀升,大公司、银行纷纷破产,经济指标高速下滑,需求显著不足,政府国会频频救市等等,都使美国民众有更加强烈的切身体会,关注也更为迫切。经济危机的爆发几乎引发了全民大讨论,政客、经济学家、金融从业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对“什么引发了危机,又如何走出危机”给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和对策,这些言论充斥着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书籍、电视以及网络。以经济危机为主题的专著连同以前讨论经济问题的经典著作一齐登上了畅销书的榜单,人们渴望从中寻找答案。而在这些著作中,有一本由于其独到的见解、缜密的推理、完整的论证而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它就是波斯纳法官于2009年4月出版的他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这位才华横溢又笔耕不辍的法官在危机进行的过程中就以独到的视角、敏锐的洞见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波斯纳,是法官、是学者,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法律与经济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时他博学多识、著作等身,作品几乎囊括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与文学》《法理学前沿》《法律、实用主义和民主》、反恐、美国大选、宪政危机、公共知识分子等。而我们熟识他,更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已经翻译成中文,而译者是国内最顶尖、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但这次,这本新书可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波斯纳,虽然依旧睿智、犀利、无所不知,但不再是那位法律与经济运动中笃信自由市场可以自我纠正的芝加哥学派的传人,他将重拳挥向了那支“看不见的手”,分明地喊出了“资本主义的失败”。所以,有评论家一针见血的指出,“相对于此书说了什么而言,更令人吃惊的是谁讲出了这些”。(How to Understander the Disaster. by Robert M. Solow, May 14, 2009.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2655)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普遍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华尔街那些“贪婪”又“愚蠢”的银行家、投资者。就连奥巴马总统也说,“这次经济衰退并不是由于商业周期的常规下滑引发的,而是由于从华尔街延伸到华盛顿的不负责任与糟糕决策引起的”。但波斯纳并不认同这种通常的将金融危机归结于市场主体“非理性”的说法,而是出人意料的指出,正是这些市场主体“理性的决策”才导致了经济危机。他认为指责资本家们的德性轻而易举,但无足轻重,因为资本家、甚至普通的经济人都是追求自己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他在书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尽管如今的报道已经变得愚蠢,还带有对“华尔街”的贪婪和奢侈的无知指责,但这帮记者还指望商人们会怎样?”波斯纳在一次采访中也谈到,“银行家的角色在于经营银行,这一行业就其本身而言内在的就存在风险。你不能指望他们拯救经济。”(Easy Credit and the Depression. by L. Gordon Crovitz)这样责备金融业者,在他看来,就如同“责备一头狮子吃了斑马。资本主义本来就是达尔文主义的。”
我们不禁要问,个体的理性行为是如何引发整体性危机的呢?波斯纳法官以其特有的缜密,拆解导致经济危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因果关系,并经过层层推理,最终得出了以上这个看似有些突兀的结论。首先,波斯纳法官对经济危机作了一般意义上的分类,并将〇八危机归入了第三类也是最危险的一类,即由“投资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这种泡沫往往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它错误地相信某一领域或者整体经济形势进入一个持久的增长期,获利的冲动与之结合产生大量因追逐风险而产生的经济泡沫。
然而这些逐利的行为真的是“非理性的”和“愚蠢、贪婪的”吗?波斯纳法官反对这种肤浅的结论。在他看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界线即使存在也是不清晰的。”因此,在类似经济形势这类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假定明天与今天类似,或许不可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预测了。”在这里,波斯纳作为一名理论家而非仅仅经济学家的一面显露了出来,悄悄道出了自己的人性观和对“理性”的定义。在波斯纳看来“随大流固然有风险,但并非不理性。”这并是不“性格缺陷”,而正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和欲望的无限。商人、投资者、消费者正是为追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在意进行一番“理性的考量-算计”后才敢于冒那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太大的风险,“理性地”跟随市场发出的信号。而那些泡沫在破灭前,人们很难确证其性质。即使有所警觉,他们也可能“理性地”认为值得冒险。
但是,这些个人、私人组织的理性冒险又是如何导致经济危机的呢?波斯纳法官认为正是个体理性的逐利,导致了整体性的危机。他称之为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我所描绘的这种泡沫经济中的风险行为,就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就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聪明的商人理性地应对其所处的环境,然而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却为一场可怕的经济崩溃创造了条件。”作者举例说:某企业因高风险贷款而面临的1%的破产可能性,和由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具有相关的1%的破产可能性而引发的1%的经济萧条可能性。每一家企业对这种风险的容忍是理性的,但整个社会对这种风险的容忍则是非理性的。这种理性的冒险行为的叠加会使整体风险以几何倍数激增。
波斯纳睿智地总结到,“私德成为一种公害,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理性地忽视了他的行为与其竞争对手的行为结合起来以后可能摧垮整个经济的微小概率。类似地,当经济疲软的时候,人们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是理性的行为。这是针对经济下滑的一种理性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使经济下滑的态势更加恶化了。从总体的社会视角来看,我们希望人们在经济好的时候储蓄、经济差的时候消费,但是从个人的立场来看,相反的做法才更加明智,除非某人恰好在经济差的时候干得好,而在经济好的时候干得差。在那些为了展示或者激发节俭而在现在削减奢侈品消费的人中间,私德与公害之间的反差尤其引人瞩目。从私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姿态,但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因极大地减少个人消费支出而造成加深经济萧条的结果。”多么似曾相识的论证,正如三百年前现代经济学奠基人曼德维尔讲述的“蜜蜂的预言”――“私人的恶德”如何“带来公共的福利”。
因此,要责备的并不是这些市场主体,而应该是政府,他们对于风险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防范。波斯纳法官认为,市场主体没有义务去为整个经济形势着想,拯救经济、防范风险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对金融业不加任何规制,经济完全可能陷入萧条”。因而在这里,波斯纳从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走向了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结论,即不同意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反对自由放任。“放松监管、敌视税收以及一般的政府、宽泛的自由放任态度反对规制金融业的运动走的太远了,夸大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恢复力,即自我疗救的能力。”“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守法的金融职业者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就可能促发经济灾难。”经济危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
波斯纳当然不是一般的政论者,而是一位理论家,因此他并没有止于政策层面的分析,而是继续深入挖掘,由此展开了一场学术论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这位里根总统任命的无党派法官把矛头直指那些鼓吹小政府、市场万能的保守主义者(也是很大一部分共和党人),这些人接过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披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外衣,主张减少而非增加税收、减少政府监管,认为市场可以实现自我监管,由此出现的经济泡沫、高风险借贷、违约和其他市场混乱都会自我解决。他明确地指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运行中出轨,我们需要更加一个积极和明智的政府。”政府应该防范、监控和处理这些风险。
在这样的巨大的危机之下,暴露了资本主义传统“守夜人政府”的种种缺陷。增加政府干预,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管而非放任市场自我调控才是波斯纳法官真正想表明的。虽然这并不说明大政府足够正确,而是仅就美国而言,“不是政府介入太多,而是太少。”在这里,波斯纳回应了他那个题目,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有评论家精彩地指出波斯纳要告诉我们,“别批评资本家,批评资本主义!”(Capitalism’s Fault Lines.by J. Rauch. New York Times, May 17,2009)


“理性”的危机与危机下的理性
——读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


(一)
十年之前,即1999年,《美国法律人》杂志评选了100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法律人,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毫无争议地入选。在对他的专文简介中,这位“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被形象地称为“多产的偶像破坏者”,他“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他让过于简单的分裂双方都很失望”。[1]
十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蔓延至实体经济,正当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2]而焦头烂额之际,年逾古稀的波斯纳反应迅速,于2009年4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专著《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陷入萧条》[3]。尽管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同时荣登《纽约时报》以及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Amazon的畅销书排行榜,但正像其后美国各大报刊的诸多书评所展示的,这一次,波斯纳又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民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会憎恨这本书,不过我无法预测哪一方会更加咬牙切齿。”[4]比如他尖锐地批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批评布什政府对次贷危机的反应迟钝和对金融业(尤其是对华尔街)的放任和缺乏监管。但是,如果现任政府要员试图从该书中寻找支持,以论证他们的救市措施和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恐怕不免也要失望;毕竟,对奥巴马总统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华尔街高管的贪婪和狂热,归咎于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愚蠢而不负责任的决策,波斯纳相当地不以为然;而对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参议两院的众多议案,特别是改革和加强对金融业监督规制的立法提案,波斯纳对其的评价是“未经质疑而仓促草率”。
当然,熟悉波斯纳的读者,会明白他并非有意“找茬”,毋宁说,这是一位直言不讳、追求智识诚实、思想犀利、“理性”地近乎冷酷的学者和法官。正是因为如此,不快也好,失望也罢,美国知识界(包括波斯纳的“对手们”)都难以漠视和回避这本《资本主义的失败》。

(二)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波斯纳在该书开篇分析并辨识了以下事实和因素:美联储不计后果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和来自亚洲的大量资本流入;企业管理层(尤其是华尔街高管)的收入与短期利润目标、风险借贷挂钩;由低利率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狂热的抵押信贷市场,加上放任的监管政策;美国民众的低存款率;以及,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极高的杠杆作用等。上述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共同构成了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 (its proximate causes)。贪婪的资本家和企业高管,还有愚蠢的政策和不负责任的政府……但这不是危机爆发以来各界人士谈论的“常识”(如果还没有成为陈词滥调的话)吗?显然,波斯纳不会裹足于此,他真正的兴趣和写作目的在于揭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 (the underlying causes)。他认为,此次金融动荡的罪魁祸首并非贪婪和愚蠢,相反,是“理性”。市场中的主体,包括商人、消费者、政府有关部门,只不过做了市场和社会期待他们做的事情而已。在很大程度上,〇八危机不能怪资本家,不能怪政府,要怪只能怪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因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失败”!
正如Robert M. Solow在《纽约书评》里写到,“更让我惊奇的不是这本书说了什么,而是谁说的。”[5]众所周知,波斯纳法官曾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法律与经济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73年,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给法学界带来一场“革命”,至今该书已出至第7版,仍然影响重大。一直以来,无论是波氏的法经济学还是他倡导的实用主义法学,都与芝加哥经济学派有着诸多的亲缘关系:“理性人”,货币学派,自由主义(libertarian),保守派,对经济效率极度敏感,蔑视平等,赋予私人产权极高地位……以及更泛泛地,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现今,这位坚持市场导向的法律经济学灵魂人物,似乎在出拳攻击自由市场可以自我调控的主张,这不免让人觉得诧异。缘何如此?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弄明白:波斯纳如何理解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理性”?他如何对这场危机进行“理性”的解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可以归结为“理性”造成的危机,进而称为“资本主义的失败”?

(三)
确实,波斯纳花费了大量笔墨并相当细致地论证了,在经济危机形成的过程中,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公司股东以及普通投资者、消费者(如购房者)是如何“理性”决策的。金融业设立杠杆效应极大的金融产品以追求巨额利润、对小概率但危害极大的风险的忽视、华尔街高管追求短期业绩和丰厚薪酬的经营策略、普通投资者的乐观主义情绪和侥幸心理等,在波斯纳娓娓道来的笔触下都是“理性”的,都是综合判断当时市场环境以及相关条件后“语境化”的合理选择,并没有违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准则。例如,在详细剖析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后,波斯纳论辩到,他并不认为在泡沫破灭之前参与其中就是非理性,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你知道那是泡沫,驾驭泡沫前行也可以是理性的。由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灭,在破灭之前它一直膨胀,这意味着价值在迅速增长,因此如果你远离泡沫,就会放弃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第三章)对风险具有较强的偏好也未必就是非理性——毕竟仅仅是风险而已;从事前的角度看,因为金融风险实际发生的概率极小但收益却很高,企业以低风险赢得了高回报,承担风险也许就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或者说冒险也是个人理性行为的一种;只有从危机确确实实发生的事后角度看,华尔街投行、各类金融中介以及个人投资者的冒险才被认为是愚蠢、贪婪或者不计后果的非理性行为。此外,波斯纳还指出,极为宽松的监管体制和美联储极低的利率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那些理性、明智的金融家们去冒险,因为在这个环境下冒险所需成本更小,收益更高,而此时这些自我效益最大化的冒险者拒绝牺牲私人收益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避免整个经济危机)的行为,似乎也不应该过份予以谴责。“有观点认为,易于避免的错误、理性的失败或者那些智商超群的金融经理的愚蠢行径是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我对此深表怀疑。如果摧垮金融业的错误是容易避免的,那么它早就已经被避免了。”“解释去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当今这场巨大的衰退,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借助市场以及其参与者的非理性。”(第三章)
进而,在波斯纳看来,情感、直觉、从众、偏见甚至某些内心冲动都不是非理性,而倒有可能是“理性”。比如他说到“情感确实在商人和消费者行为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就像它在所有人类行为中起作用一样,但它不必然是甚至通常不是非理性的。它是一种精简形式的思维,就像直觉,而且它经常优于有意识的分析过程。”“随大流固然有风险,但并非不理性。放弃兽群的安全保障也是有风险的——不信去问问任何一匹角马。这就是为什么说因他人购买某一支股票而随之购买并由此推高其价格并非不理性的行为。”(参见第三章)最后,波斯纳甚至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界线即使存在也不明晰,这就是不应过份强调经济行为的非理性维度的原因所在。”走得如此之远,不知道波斯纳是否想过,既然“理性”与“非理性”难以甚至无法区分,那么,他又凭借何种标准来指责把危机归结为市场主体“非理性行为”的通行观点?既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波斯纳可以给冒险、投机的华尔街高管们贴上“理性的”标签,那么其他分析者为何就不能用“贪婪”、“非理性”来对其进行描述?当然,波斯纳内心并非真正认为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不重要,否则他也不会费尽周章论证上述“理性”行为了。
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为何重要?或许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人们已经潜移默化地相信现代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跟人的“理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在分析这场经济危机的时候,指出什么样的“理性”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何种“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以及辨别这种“理性”在危机中如何发生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波斯纳和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理性”就是经济学的“效益(率)最大化”或者“财富最大化”,就是在市场中自由竞争获取最大的利益和好处,拥有这种“理性”的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主观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却能有效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被誉为经济学甚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不把现代经济学家和波斯纳的这种“理性”称其为“理性”,而是跟随霍布斯的说法,称之为“激情”、“本能”或者“自然欲望”。[6]霍布斯和斯密都把“激情”或“欲望”作为推动人行为的原动力,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公民社会”的基础只能是这种人的“激情”和“欲望”,正当化地“自我保存”“舒适存活”的欲望产生了生命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一切政治、社会、经济制度都需要按照“激情”或符合“自然欲望”来建立。亚当·斯密同样认为,人之内外皆有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自我保存并追逐利益以活得安适宽裕,服顺于这种力量的制度和秩序才能带来人的福祉。“理性”在霍布斯看来,是“激情”的派生物,只能辅助激情但不能驾驭激情;斯密把“理性”与审慎、理智、美德等联系起来,与追逐利益的“激情”相对。很显然,现代经济学家所谓“理性人”假设,更多的接近霍布斯、斯密所谓“激情”而非“理性”,特别是波斯纳本书包含利益最大化、情感、冲动的“理性”更是如此。
梳理整个西方历史就会发现,古代社会视追求财富等“激情”为破坏力量,希望用“理性”对其予以压制,而近代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开始正视“激情”的强大力量,并在“洛克传统的斯密式变化”中实现了将追求财富的“激情”转化为建设性力量,这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赫斯曼在《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说,“商业、银行以及类似的赚钱追求在过去中世纪一直被谴责和蔑视为贪婪和爱财,而在近代的某一个时刻成为荣耀的事情”。荣耀的顶峰,当然就是经济学家把这种赚钱的“激情”奉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理性”准则。有人评价说,波斯纳把这场经济危机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失败”是耸人听闻、言过其实。对比赫斯曼的说法和书名,其实很是恰如其分:资本主义凭借个人赚钱或利益最大化的“激情/理性”走向“胜利”,而这种“激情/理性”导致经济衰退乃至萧条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正所谓成也“理性”,败也“理性”。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除了经济学家这个版本以外,还有其它版本,比如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追求财富和利益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原始欲望”,不择手段不计风险地追求发财致富是“非理性的”。“理性资本主义”是现代特有的,其关键在于以理性计算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成本来谋取最大利润,即将发财致富的欲望或者“激情”纳入“理性”的规制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良好运作不仅在于自由市场让个人赚钱的欲望等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还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的理性约束制度,包括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以及“新教伦理”对个人的内在约束等。波斯纳所谓“理性”地忽视风险,华尔街高管“理性”地追求短期业绩等,在韦伯的体系下是彻底的“非理性”。
回顾“理性”的历史演变,其现实意义不是区别这些理论的异同,而是可以揭示波斯纳、经济学家所谓作为现代性社会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据的“理性”,不过就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乃至斯密所谓“激情”,换言之,波斯纳所谓“理性”造成的危机,实质就是人的“欲望”、“激情”造成的危机。应对与克服这样的危机,我们也许可以从韦伯那里获得某些教益,需要另外一种“理性”来约束这种不计风险不择方式追求利益的“理性”。

(四)
尽管危机的根源是个人的“理性”,但是遏制经济的衰退并走出萧条,人们能够依靠的却还是“理性”。而波斯纳在书中展示的,就是如何在这场“理性”的危机下保持“理性”,并“理性”地选择和采取应对措施。
这种“危机下的理性”,首先集中体现在如何加强和改善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上。在早期的著作中,波斯纳认为,市场的监管者、监管机构主要是利益集团保护或提高其利益的产物,监管的真正目的并非减弱市场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而是配合利益集团限制竞争、维持垄断等,因此政府监管往往是没有效率的;反之,风险一般可以通过市场本身的机制予以降低或回避。[7] 但这一次,波斯纳很坦诚地承认,“某些保守派人士相信萧条是政府不明智的政策造成的。但我认为这是市场本身的失败。……即便没有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经济依然可能陷入萧条。这场危机让我们明白,需要更积极、更明智的政府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偏离正轨。解除对金融产业的监管措施走向了极端,它夸大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自我矫正、自我恢复的能力。”(该书序言,第Ⅻ页)因此,在波斯纳看来,为了走出萧条和危机,改革某些监管政策是可欲的,诸如:限制金融资本的杠杆效用,提高信用评级的标准,限制金融机构的坐盘交易,修改准备金标准以更加现实地评估银行资本结构的风险,要求套利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更加公开透明,要求有信用瑕疵的贷款必须提供完全担保,甚至恢复《限制高利贷法》,等等。事实上,有书评写到:“理查德·波斯纳,这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将和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用他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试图拯救芝加哥学派的根本性前提:经济行为中,所有的经济机构、行为人都是有预见力的理性计算者。……但为了挽回个人理性的颜面,波斯纳很不情愿地抛弃了芝加哥学派的结论:市场时时处处都是完美的(因此无需过多监管)。”[8]话虽刻薄,却不无道理。
在规制金融行为时,政府有责任比仅仅防止欺诈、盗窃及其他侵害财产和契约权利行为做得更多,需要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认识到这一点只是问题的开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监管,以及如何确定政府监管权力的边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本书的分析同样充满“理性”。波斯纳批评了简单加强政府监管职能的做法,市场主体未能做好的事情,交给美联储、证劵管理委员会或者其它新设立的机构也未必能做好(认识到“市场失灵”也不能忽视“政府失灵”);政府监管也需要成本,“有一些市场失灵问题无法以低于该市场失灵的社会成本的成本加以修正,因此最好忽视它们。……当下这场经济萧条的代价可能会包括:一种过度管制的趋向,商业对于政府赏赐的一种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都有害的依附”;与其他紧急状态一样,经济危机下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焦虑、挫折、无助等非理性的情绪左右,因此也更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加强政府监管权力、扩大政府职能的政治后果则更少被人顾及。
最后,波斯纳“危机下的理性”,不只是因为他发现金融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系统风险需要得到更完善地监管,还在于他始终坚持:这种监管更应该当作知识问题而非权力问题。最直接相关的,就是经济学知识。在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尽管整体而言经济学家在预测和对策两个方面表现令人失望,但设立良好的监管制度却不能抛弃经济学,而是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做出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早在波斯纳还倾向于认为政府主动监管往往是没有效率的,而主要依靠司法机关被动事后执行的普通法则是有效率的之时,有经济学家就已经论证,金融市场监管者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司法机构执法效率低下,对损害行为不能实现阻吓最优;换言之,在经济学知识层面论证了金融业为何需要有关机构的主动监管。[9]当然,运用经济学知识来分析法律、社会问题,波斯纳自己既是“詹姆斯·麦迪逊,又是亨利·福特”。
应对和解决这场危机无疑需要涉及大量法律问题,那法学又能贡献什么样的知识呢?或者,法学家何为?跟随上述思路,法学界人士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作为法官的波斯纳确实认为,固守一亩三分地的传统法学家只能对金融危机迷惑不解,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既没有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更不懂金融产业的结构和运作原理。但是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大量问题需要法学来予以解决,其中既包括针对危机的适当立法,也包括危机下对现有法律的解释与适用问题。比如波斯纳例举说,联邦政府限制甚至废除私人合同(比如,AIG付给雇员的薪酬和奖金)的法律依据何在,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是否可以作为不执行某些合同的“不可抗力”抗辩理由,破产法是否需要适时地修改以应对大部分金融企业的破产风险并避免金融行业的整体崩溃,等等。[10]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波斯纳早在《法理学问题》(1990)、《超越法律》(1995)就已经开启的命题,强调法律不是形式主义、自立自足的学科,而是把法律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工具性的效用,法律和法学需要大量汲取法外的知识,向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甚至生活实践知识保持开放。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精巧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产品,没有相关的知识和处理技巧,所谓“理性”的监管、规制只能流于表面或空洞的口号,更不可能进行有的放矢的立法和适切的执法司法。这就好像让一个没有任何计算机知识的人去制定一部有关保护软件版权的法律,他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人”都没有任何意义。在这点上,波斯纳身体力行的是前辈霍姆斯那充满洞见的预言:“理性的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最后尚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这场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衰退尚未结束并已波及全球,甚至远未敢断言前景。与那些事后诸葛亮式、体系完整的书写相比,这本《资本主义的失败》写作于事件进程之中,这也就决定了它的价值除了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在于防止过早地结束某些问题的讨论。比如资本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更具现实意义的,危机下人们应该如何“理性”地思考与行动。


江兴景
2009年7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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