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观点

●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当然是外国了），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

●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有些还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李零读《论语》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摆脱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仔细读，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筛。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所谓总结，是用原书说话。

“孔子鸡”的吃法

●孤云
　　第一层意思，孔子乃公共精神资源，你有你的读法，我有我的说法，一鸡两吃都可，且不为过。比如，于丹谈《论语》心得，这是她的个人权利，你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但不能堵她的嘴。她的书，你不买不看，或拿去烧了祭孔，也没问题，但别拿自己当作民众代表，更别忙着说这是替孔子出气―――你又不是孔子，咋知道孔子“着急”？
　　第二层意思，既然有这么多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合乎自己口味的那种。无论读汉儒、宋儒、清儒以至今人讲解的《论语》，还是自己拿本古汉语字典对照原文去读，关键就在于要形成自己的判断，别让人牵着鼻子走。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于丹〈论语〉心得》味同嚼蜡，只适合中小学生拿来当“心灵鸡汤”，岁数再大点的，比如大学生，就没必要啃这“国学奶瓶”了。

●网友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于丹却不是这样。她把孔子包装成一个性别不明、身体温热（“略高于体温”，见“代后记”）的心理咨询师，他的每句话都可以从生活小故事中得到印证，他为疲于奔命的城市白领奉上一盅盅美味滋补的“心灵鸡汤”；《论语》成了“一眼温暖的活水泉”，供她“以身体之”。

●韩星
　　于丹是讲人生之术、演讲之术，李零是讲学问之术、文字之术。于丹讲《论语》心得虽然用了诸如“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等这样的标题，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体悟到大道的归旨。这也许是力不足，能不够，但她给后来人留下了继续发展的空间。
　　李零根本对“道”就不屑一顾，甚至采取的是挖苦、调侃、轻佻、轻浮之言语随处可见，可以说严重点是一个打着学术招牌的“怪胎”。于丹之弊是游离于孔子和《论语》，李零之弊是偏离了孔子和《论语》。
　

李零ＶＳ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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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丧家狗”到“看家狗”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君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重视是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史称刘邦初做皇帝，与群臣宴饮之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患之”。于是叔孙通献计，与儒生“共起朝仪”。其后即按此“朝仪”行礼。这一举措，立见效果。史称“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十分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高兴地说：“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这是说，叔孙通亦“圣之时者”。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11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管怀伦。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孔子从“至圣”而逐步上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衍圣公”。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对“吃人的礼教”的批判，提倡“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掀起了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孔运动。

●文革时期，毛泽东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儒家学说，打倒孔老二，连带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臭老九，阶下囚。

●进入21世纪，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价值体系缺失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又掀起了尊孔复儒的潮流，从民间的读经运动、人大国学院的建立，到于丹宣讲《论语》引起的巨大反响，都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复兴。

毛泽东与孔子

●研究认为，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是推崇孔子的。青年毛泽东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内圣”功夫的追求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儒家天人合一的“内圣”境界，一度构成了青年毛泽东的终极价值关怀。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哲学、道德诸方面的错误，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称孔夫子有学问，是中国古代的圣人、教育家、音乐家。在这两个时期，毛泽东善于批判地改造和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积极因素，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批孔，全盘否定孔子。

●关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争论
　　李泽厚在90年代初于《21世纪》上发文，对整个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的知识界表述了这样的看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大致意思是说中国的学术研究表面上热闹繁荣，但却鲜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出现。此语一出，旋即在知识界掀起了大波澜，但各方反应不一，赞同者众，反对者也不寡。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有追求有抱负的学人很多，他们都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那时的学术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激情高于理性，思想大于学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思想和学术出现了分离的趋势。王元化撰文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参与讨论的学者：李泽厚、王元化、朱学勤等

●“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争论
　　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辩论。所谓“要鲁迅”，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就是鼓吹革命性抗争，而所谓“要胡适”，就是要改良而不要暴力。我们以为，这种两分法并不见得合适。鲁迅先生的诸多批判，谁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做一个“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其实并无不妥。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士”，但胡适也同样信奉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鲁迅与胡适，其实是殊途同归于一种人类终极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
　　胡适和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鲁迅折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精神，是一种非常状态，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正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胡适体现的是一种平常心，重在实施和可操作性，用渐进而理性的坚韧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新世纪的中国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在一个坚不可摧的铁幕下做到鲁迅式的纯粹，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鲁迅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们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胡适同样是伟大的，是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终身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高贵和理性的光芒。因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让鲁迅们去鲁迅，让胡适们去胡适，是非常有意义的。
　　――谢泳编著的《鲁迅还是胡适》
　　参与讨论的学者：谢 泳、林贤治、李慎之、王 毅、吴江、林毓生、袁伟时、季羡林、龚育之、陈红民、程巢父、李庆西、许纪霖、雷颐、程亚文、汪晖、陈漱渝、摩罗、旷新年、朱学勤、孙郁、何满子、方舟子等

●顾准之争
　　《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在“息县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对文革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人惊呼：在文革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
　　海外的个别华人学者公开对顾准的思想学术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先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
　　关于顾准思想定位问题的也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对此，朱学勤给予了有力的呼应：“他的精神指针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袁伟时教授也称顾准为哪个时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义的“孤峰”。与之相反，有人就把顾准看作是一个共产党来理解他，并说顾准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骄傲”。
　　参与讨论的学者：沙叶新、李慎之、林贤治、陈敏之、丁东、李国文；萧��父、许苏民、仲维光、曹长青、朱学勤；何家栋、袁伟时、旷为荣、旷新年等

●经济学与人文关怀之争
　　经济学研究涉及大量的数据和数学公式，而很多人也认为经济学应该算到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经济学者在用自己的学识给社会出谋划策时，是应该坚持绝对的理性，不掺入任何的情感，只以追求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为目标，还是要考虑弱势群体，考虑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学者们立场的分野。其间掺杂了学院派与民间派知识分子的对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规则这样的议题。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对新世纪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改革的方向的深层追问。
　　参与讨论的学者：张曙光、刘吉、何清涟、朱苏力、徐友渔等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一般认为，以汪晖、李陀、崔之元、甘阳等学者为新左派的代表，但这些学者对于“新左派”这个名字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希望称之为“自由左派”。双方在对待中国问题的现实判断和解决思路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
　　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於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1999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压倒优势。
　　参与讨论的学者：汪晖、李陀、王绍光、崔之元、王彬彬、韩毓海、张旭东、甘阳）（徐友渔、雷 颐、朱学勤、秦 晖、谢 泳、吴稼祥等

●“长江《读书》奖”事件之争
　　刚刚进入21世纪，便发生了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波及大陆乃至海外整个华人知识群体，两种立场针锋相对，两个阵营壁垒分明。事件的导火线是，身为本次评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其著作《汪晖自选集》，以及身为评委会委员的钱理群的著作《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皆获奖，引发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声讨，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对此事发表了看法，并最终演变为自由主义派与新左派的再次大论战。
　　参与讨论的学者：葛剑雄、徐友渔、雷 颐、汪 晖、黄 平、朱学勤、贺卫方、陈克艰、旷新年、龙卫球、杨玉圣、周详森、秦 晖、、雷 颐、钱乘旦、郜元宝、毛寿龙、仲伟民、李庆西、雀之元、王春瑜、丁东、蒋 寅、黄克剑、余三定、智效民、谢 泳、郭齐勇、张曙光、甘阳

●民营企业家“原罪”之争
　　21世纪初期，出现了关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大讨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看似是法律层面的讨论，其实质却是关系到国法尊严与社会正义的大问题。也因此，参与讨论的不光是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讨论中来了，尤为注目的是，香港的经济学者也积极地介入了这场讨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走向、其政策层面、实践层面的结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个事关社会公平的大问题上，知识分子的分化现象也清晰的显现。对于是否要赦免企业家的原罪，讨论者鲜明的分为两个阵营。从这个争论开始，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言的事实开始浮出水面，分歧由此拉开。
　　参与讨论的学者：胡德平、刘家琛、厉以宁、赵晓、段永基、肖耿、郎咸平、笑蜀、陈志武、郑现莉、顾则徐、卢周来、何清涟、顾则徐、杨帆、刘军宁、袁伟时、崔宇、吴晓波

●当代大陆新儒家
又称“文化保守主义派”，鼓吹儒学的伟大复兴，鼓吹儒学王道化，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四新儒为代表人物。本派弟子有：王达三、米湾（本名王瑞昌）、韩星、史罗、邓曦泽、冼岩，等

●《原道》派
属于大陆新儒家的一个分舵，以陈明为龙头大哥，朱汉民、郑家栋、邓勇、石永之、杜霞、崔发展、彭永捷等为其骨干。

●自由主义派
鼓吹宪政民主、个人主义、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代表人物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任剑涛、李公明、雷颐、旷新年、余世存、刘擎等。

●新左派
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於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
代表人物有：汪晖、李陀、王绍光、崔之元、王彬彬、韩毓海、张旭东等。

●《读书》派
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三十年来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镇，该杂志越来越形成鲜明的特色，包括文体、作者、议题等，俨然成为学术江湖的一大派别。从代表人物看，该派的成员构成与新左派极为相似：汪晖、黄平、甘阳、薛涌、崔之元等。

●百家论坛派
央视的《百家论坛》节目，造出了一批学术超男超女，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是：在老百姓当中有极大影响，出身于高校的教育体制，从个人化角度解读经典或历史，图书大都畅销，少于１０万册都不好意思说。
帮主为易中天，副帮主为于丹，其余骨干成员有：王立群、纪连海、阎崇年等。

●民国新儒家
一般来说，专指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４位大师，他们在儒学的现代化转换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越。

●老左派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理论武器，从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出发去指导国家的政治经济工作。代表人物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方克立、刘东超、黄应全、武高寿、林存光、李维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