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

《荒原》主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悲观失望的情绪和精神的贫困以及宗教信仰的淡薄而导致西方文明的衰微。诗人笔下的“荒原”满目荒凉：土地龟裂，石块发红，树木枯萎，而荒原人精神恍惚，死气沉沉。上帝上人、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爱的联系。他们相互隔膜，难以交流思想感情，虽然不乏动物式的性爱。他们处于外部世界荒芜、内心世界空虚的荒废境地。“荒原”的荒是水荒，然而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更增添了人们内心的焦急。雨水成了荒原的第一需求，诗人通过雷声暗示了只有精神甘露（皈依宗教，信仰上帝）才能使荒原人得救。

诗人利用神话传说，作为对现实生活观照，在《荒原》里没有完整的叙述，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隐喻，影射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和精神生活的枯竭，这就增加了对这些典故不太熟悉的读者的解读困难，也是诗人自己承认的晦涩。当然利用神话建立人类不分时间空间的宇宙意识，随意地对现代荒原上的人物和情景作各种比较的对照，这种手法并非T.S.艾略特独具，詹姆斯•乔伊斯和叶芝等现代派作家也是这样创作的。利用神话激发创作想像是现代作家常有的事。

译序
普鲁弗洛克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一位女士的画像
前奏曲
多风之夜狂想曲
……

即使在本世纪审视T.S.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1888—1965)，他仍然不失其大家风范。但是与T.S.艾略特同时代的留在美国国内创造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派的诗人们特别厌恶T.S.艾略特这一类留居欧洲大陆而向美国诗坛散布欧洲文风的作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众所周知的W.C.威廉斯了。他勇敢地抨击T.S.艾略特的言论常被引用来论证美国现代派两条不同的诗歌创作路线的差异性。无可否认，在地道的美国人的心目中，T.S.艾略特实在是“崇英媚欧”，一九二七年入了英国籍，他珍视一九四八年荣获的英国皇家勋章胜于同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他的骨灰，根据他的遗愿，埋葬在他的远祖祖茔的所在地东科克尔(他的《四首四重奏》之一的《东科克尔村》标题的由来)萨默塞特村，能不说他是实足的英国佬吗?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T.S.艾略特是在美国长大的，他的气质是美国人的气质，他的诗歌里流露的感情是美国人的感情。一九八八年，为纪念T.S.艾略特诞辰一百周年，英国传记作家文登在这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以《游子、诗人和圣徒》为题的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在放弃美国籍之后，他同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他开始在诗中使用更多的美国背景，同时也频繁地返回美国。”A.沃尔顿•利茨也说：“T.S.艾略特知道他‘处处是异客’(指在英国——笔者)，如同他曾经讲过的亨利•詹姆斯一样；而且正如他相信的那样，只有美国人才能真正欣赏詹姆斯，因此，如果谁不了解他对美国景观和美国过去的深切依恋——他后期的许多佳作特别是《四首四重奏》想像的源泉，那么他就不能算真正了解他。”在谈到旅居欧洲的美国作家是不是还保留美国人特性(Americanness)时，庞德在一九二O年与W.C.威廉斯进行争辩，说W.C.威廉斯不过是适应美国环境的新到达的“外来户”(指他的祖先移民到美国新大陆——笔者)，而他庞德与T.S.艾略特却严重地染上了“美国病毒”，甚至T.S.艾略特被染的“美国病毒”更严重，以致他们日日夜夜必须对付这个病毒。实际上英美文学家到对方国家进行创作活动并且定居下来是常有的事，由于有着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渊源，对英美两国人民来说很自然。T.S.艾略特和w.H.奥登只是典型的例子之一。有趣的是，现在的英国或美国的文学史或文选没有不把他们当作自己国家的名作家包括在里面，而且读者也不会就他们的国籍进行深究。也许是模糊数学影响了现代人的头脑。
不管W.C.威廉斯喜欢不喜欢T.S.艾略特，后者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形成，对现代派诗歌审美标准的确立，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W.C.威廉斯在任何场合上都不得不承认。另一个敢于抵制T.S.艾略特诗风的已故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思也不得不承认T.S.艾略特对美国诗歌的深远影响，他说：“西方诗人大部分学着写作，年复一年，小心翼翼地摆脱他的影响、他的格律、他阅读的材料。”他认为，T.S.艾略特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难回避的诗人。
T.S.艾略特在创作生涯初期奔赴伦敦的缘故和庞德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化氛围“稀薄”，而且很土(Provinciality)，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T.S.艾略特生于圣路易斯，双亲是新英格兰人，父亲从商，母亲爱好写诗，祖父离开哈佛神学院后，在圣路易斯创立唯一神教教会，并且创办华盛顿大学。在少年时代，T.S.艾略特在暑期常随父母从圣路易斯到麻省海边度假。美国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和新英格兰的大海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烙印，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不少影响。一九O六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一九O九年得文学学士，一九一O年获硕士学位，受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和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的影响。他在大学期间攻读哲学、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歌以及伊利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他的兴趣广泛，甚至学习梵文和巴利语言，对印度宗教有浓厚兴趣。他先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哲学和文学，柏格森哲学、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拉弗格的诗歌均对他有影响。他一九O九至一九一O年发表在哈佛文学杂志《哈佛倡导者》的早期诗歌，有着拉弗格诗风影响的明显痕迹。他很赞赏的多恩对他的影响尤深，多恩的那种接近口语、富于机智和戏剧性、描写心理深刻、比喻奇特的玄学派诗歌对T.S.艾略特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而T.S.艾略特后来对多恩及其他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高度评价和大力倡导，使这批在十八世纪受到冷落的诗人，在二十世纪却流行起来，影响了一批有名的现代派诗人。他早年对哲学有兴趣，靠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准备有关布雷德利(F.H.Bradley，1846—1924)的哲学博士论文，一九一六年完成，因战事阻碍未回哈佛大学受博士衔。一九一四年他定居英国，在那里教书，当银行职员，为报刊写诗写评论，担任杂志《自我中心者》(The Egoist)助理编辑，《标准》(The Criterion)主编，最后主持英国著名的“费柏与费柏出版社”(Fabet & Faber)工作。
他早期常得到朋友们帮助，其中庞德和美国财主约翰•奎因(John Quin，1870—1924)对他尤其体贴。一九一五年与英国女子维维安•黑-伍德小姐结成伉俪。维维安天性聪颖，对丈夫的诗歌有很好的理解，后因多病，尤其是她的精神狂躁症，常使T.S.艾略特陷于困境，他们不得不于一九三二年分居，一九四七年维维安去世。一九五七年诗人续娶瓦莱莉•弗莱彻，婚后幸福。这位后妻在T.S.艾略特死后整理出版了他失而复得的《荒原》手稿及其他论著。他于一九二七年入英国籍后加入英国天主教。尽管他后来觉得把自己说成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未免过分，但他整个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剧本还是评论，基本上符合他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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