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修订版)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部妇孺皆知的《红楼梦》可谓凝聚了曹雪芹一生的心血。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驾构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鲜活的人物、凄美的爱情，是一部读不完、说不尽的千古奇书。本书所据底本，是现存十一种《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最真切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定本原貌的一种，不仅可以从中领略作者原定本的真实风貌，还可以直接品味到作者的“红颜知己”脂砚斋在庚辰原本上留下的2100余条珍贵批语，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版本珍藏价值。

　　本书校订者：邓遂夫
　　本书是迄今国内外首次出版的一部全面反映《红楼梦》庚辰本(包括其脂批)原貌的校订本。
　　本书所据底本，是现存十一种《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最真切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定本原貌的一种，由徐星署先生1932年在北京隆福寺发现收藏，后遗赠燕京大学图书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与胡适先生1927年发现收藏的甲戌本(残本)堪称双璧，属国宝级文物与文献。今据文学古籍刊行1955年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1993年出版的三种影印本校点排印(并据原件作了重点核对)，同时还收录了底本原件及影印本上的相关资料。
　　本书与过去出版的《红楼梦》通行印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严格按照曹雪芹生前最后定本的原貌校订排印。不仅可以从中领略作者原定本的真实风貌，还可以直接品味到作者的“红颜知己”脂砚斋在庚辰原本上留下的2100余条珍贵批语(其中大部分和此前本社出版的甲戌校本的批语不同)，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版本珍藏价值。
　　本书的校订，在《红楼梦》文本(包括脂批)的正本清源上有重大突破，值得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曹雪芹（1715—1764），清代小说家。原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辽宁辽阳(一说辽宁铁岭,一说沈阳,一说河北丰润),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包衣”系满语音译,意思是家奴)。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首次出版的一部全面反映《红楼梦》庚辰本原貌（包括其脂批）的校订本。
　　本书所据底本，是现存十一种《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最真切地体现了曹雪芹生前最后定本原貌的一种，由徐星署先生1932年在北京隆福寺发现收藏，由其后人无偿捐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与胡适先生1927年发现收藏的甲戌本（残本）堪称双璧，属国宝级珍贵抄本。今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993年出版的两种影印本校点排印，并收录了原底本及影印本上的相关资料。
　　本书与过去所出通行印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严格按照曹雪芹生前底本的原貌校订排印的。不仅可以从中窥见作者最后定本的真实原文，还可以直接品味到作者的“红颜知己”脂砚斋在庚辰原本上留下的2100余条珍贵批语（其中大部分和此前本社出版的甲戌校本上的批语不同）。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版本珍藏价值。
　　本书的校订，在《红楼梦》文本（包括脂批）的正本清源上有重大突破，值得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第一卷
序　红学的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
走出象牙之塔
　　——《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
《红楼梦》脂评本源流示意图
校勘说明
……

红学的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 梁归智 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之际，曾有红学专家预言说，《红楼梦》和红学在二十世纪之所以长期受到社会关注，主要是因为领袖和政治的影响所致，到二十一世纪，这种影响不存在了，《红楼梦》和红学的红火日子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好景不再，并质疑“研究一部小说的学问能有多大”？还有人调侃：“红旗”打不了多久了！ 我曾撰文指出，这种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没有真正懂得和深入“文本”，尤其是不明白红学并不单纯是“一部小说”的学问，而是周汝昌先生所标举的“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果不其然，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没几年，《红楼梦》和红学就显出了新气象，变得更加热火朝天。是“《红楼》红”还是“红学热”？又有专家放言高论，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市场上红学书籍的持续火爆，到央视红学节目让全社会聚精会神，还有互联网“人间红学”的如火如荼……一场经久不衰的全社会对《红楼梦》和红学的关注发生了，其规模与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二十年代的“旧红学”和“新红学”，五十年代的批俞运动，七十年代的“文革”红学，还是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学院红学，从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已经无法望其项背了。红学真正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
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思考之处吗？岂一个“炒作”和“虚火”了得？至少，这说明一种社会的变迁，说明社会的体制和机制更松动了，学术更民主了，大众的文化修养提高了，普通百姓有钱有闲了，也有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兴致和条件了，一句话，这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同时，这更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货真价实的国之瑰宝，中华文化的传家宝、无价之宝，本有光彩，自会四壁生辉，脱颖而出。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红学在演变的过程中也会有泡沫，有浪花…… 说这一大套干什么？是正题的铺垫。正题是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和《草根红学杂俎》的邓遂夫先生，又要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了。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件小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的出版日期是2000年12月，也就是说，这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书其实与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同步。而且，邓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走出象牙之塔》的洋洋四万字长序，其实也是他策划的脂评本校订丛书系列的一篇总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红学的兴盛，这个甲戌校本的“问世传奇 ”是一只报春燕。记得当时邓先生曾来电话，说南京有红学家提醒他：不要把大众对红学的热情估计得过高，你的甲戌校本一下子印一万册，太冒险了，它不可能畅销的。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红学家的预测是不准确的，迄今为止，甲戌校本已经连续重印了七次。笔者曾为邓先生校订的那本书写过一篇书评：《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其中有这样几段： 一个独立的学科得以成立，常是以文献学作为根基的。殷墟甲骨的出土，引出了甲骨学；敦煌卷子的问世，产生了敦煌学。红学，或日《红楼梦》研究，也不例外。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二十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周汝昌先生所规范的红学四大分支——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其前三支在主体上可以说都是地道的文献学，其中脂批研究又是从《石头记》版本学中衍生出来的。作者家世材料和版本的每一次新发现，无论真伪，都掀起红学讨论的热潮，此乃二十世纪红学之真踪实迹，有目共睹者也。
换言之，红学文献学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红学的本体。《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实有赖于文献学研究的实际进展程度。文献学未升堂，哲学关学的文本学断难入室。这可以说是红学的特殊性、个性，甚至可以说是红学得以独立门户而成为专门性“显学”的根据。但有趣的是，这一红学的特点也构成了红学的悖论。由于文献学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性的繁琐枯燥，与《红楼梦》的文本阅读虽然有内里的密切联系，却存在表面上的距离感，以及在文献研究中必然产生的或然性推论的学派纷争，还有《红楼梦》文本内容与时代背景之间错综迷离的交缠，即文本、文献与历史学的复杂叠合 (这种历史学与文学的“折叠”构成了红学一个既恼人又引人的学术特色，诸多“索隐派”从清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前仆后继，蔓生不绝，这里面也有其“合理性”与“荒谬性”的交织，需要探讨研究，不是一句“猜笨谜 ”就能了断的)，等等，这就给一般仅从文艺性着眼“读小说”的读者大众，甚至一般的文艺评论家，造成了理解的墙障，产生某种陌生感和“门外” 感，因此时而可闻对红学的非难之声，诸如“把曹雪芹的头发都数出来了” 、“《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一类。
而红学界内部，偏擅文献学的往往在哲学美学素养方面有所不足，搞文学评论的又大多受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和时风时潮的局限，于中华文化和文艺美学的本源真谛失却黄帝玄珠，这就严重影响了红学文献学研究本身的质量以及进一步向红学文本学的衔接过渡。这种红学界“内”与“外”的隔膜，以及红学界内部没完没了的“缠夹”，是一个亟待“沟通”解决的学术文化课题。
由于红学文献学最终要归宿于文学艺术的文本学，它的核心对象是“文采风流第一书”的艺术神品《红楼梦》和“文采风流第一人”的诗人哲学家曹雪芹，这就形成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要使红学文献学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不仅需要科学性的爬梳考证和逻辑推理，而且需要具有思想家素质和艺术的感悟能力，需要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高度有机结合。这是红学文献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不同的地方，也是红学文献学研究中常常引出葛藤纠纷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红学文献学的进展制约着红学文本学，反过来说对文本的艺术感知能力也影响着文献常研究的水平。这在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这三位红学界泰斗的身上就有生动的体现。胡适由于艺术气质较弱，文学感悟能力有限，因此也影响了他文献学研究的质量，如他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认为程乙本是比脂评本更好的文本，都是大谬不然的。而俞平伯和周汝昌由于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和修养，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把握就准确得多，其文献学考证的真理性程度也就比较高。
我为什么要引这些2001年说过的话呢？因为真理朴素，道理相通。第一，版本，也就是“文本”的基础，要回归文本，必须搞清版本。连曹雪芹写作的真实字句都真真假假，一塌糊涂，还谈什么《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第二，版本的校订，尤其是像《红楼梦》的脂评本这样极为复杂的版本的校订，并不是人人可以作的，要有“下死功夫”、“坐冷板凳”的决心、信心和耐心，还要有多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既要有版本考据的基本知识，还要有发现问题又能不走偏锋的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艺术的灵性和修养，也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高度有机结合”。说老实话，能兼备这样条件的人是不多的，而邓遂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
这和邓先生的气质、履历、条件有关。他搞文艺创作出身，有艺术的才分，学历不高，靠多年刻苦自学获得了作科学研究的能力，没有接受所谓正规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训练，却因此少，一些教条八股的影响，他幼年就父母早逝，曾遭遇世道坎坷，能和曹雪芹的心灵有某种程度上的沟通……邓先生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他个人藏书几万册，作学问用自己的书就够了，拥有戚罗生序本《石头记》南京图书馆藏本复印本的红学家，全国也就三四人而已，他是其中之一……邓先生又是四川人，四川自古多才子，不用说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或者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流沙河、“厚黑教主”李宗吾(邓先生担任李宗吾研究会会长)，就说尚在当今文坛“激扬文字”的“怪才”魏明伦，正引发红学争论的刘心武……全是个头不高的四川人，山川灵秀之气，如是其验乎？ 说到《石头记》的抄本，甲戌本质量高，但只保存下十六回，是个残缺太多的本子。庚辰本保留了七十八回，但抄写的情况十分复杂，抄写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多如牛毛……所以，庚辰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比起甲戌本来，整理校注的难度要大得多。按说已经行世的标点本《红楼梦》，前八十回(邓先生认为实际只有七十九回，最后两回原本是一回书)以庚辰本作底本校订的也不少，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几种文本，更由于出版社的权威性而影响巨大。但我们如果拿邓先生校注的庚辰本加以对照，不禁会大吃一惊，原来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当然具体的文句是非，邓先生是否就一定正确，要交给历史和社会去检验，但邓先生颇为自得的“货比三家”的说法，还是耐人寻味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本起过它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要不断前进，要追求一个更真更美更接近曹雪芹写作实际的《红楼梦》文本。近年来如周汝昌的《石头记会真》和《周汝昌精校红楼梦》，郑庆山的《脂本汇校石头记》，都是新的成果，邓先生的这一庚辰本校注本，当然是又一项值得瞩目的新贡献。
邓先生的庚辰校注本，特别在脂批的鉴别上颇有发明。我在那篇评介甲戌校本的书评中就对邓先生的“脂学”见解颇为佩服，我说： 邓先生对脂批的价值认定堪称金玉之论。他在序言中谈脂批与小说文本的“一体性”关系，说《红楼梦》是“一座罕见的文学迷宫”，指出：“脂批的种种特性，乃至脂批这一形态的产生，都与《红楼梦》的独特内容和它的独特表现手法分不开。换言之，脂批正是《红楼梦》的‘独特性’的必然产物。”并直言不讳地说：“有人曾简单化地将脂批与明清小说评点派的文字相提并论，甚至觉得它并不比后者高明。这是很不恰当的。事实上，由于脂批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不仅使它大大地超越了明清评点派而独树一帜，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恐怕也算得上一个特例。”这的确是深有所得的灼见真知。邓先生幽慧孤明，充分认知并彰显脂批的不凡价值，也就是将周先生所标举的“脂学”的意义发扬光大。他还写道：“过去谁都赞叹《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谁都觉得这部巨著气象恢宏，意境深远，奥妙无穷；却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可以通过对脂批的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揭示这部 ‘奇书’的诸多奥秘——包括作者真相，创作过程，素材来源，时代背景，表现手法，以及透过这些手法所传达的思想艺术内涵，等等。尤其最后两项，即通过脂批去揭示此书的独特表现手法和潜在的思想艺术内涵，我以为是脂评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邓先生标举的“重中之重”的“但书”特别富有启迪性，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表明脂批研究之文献学与文本学的双重意义，红学文献学与红学文本学 ——乃金乌玉兔，日落月升，珠联璧合，一而二，二而一，可分又不可分，革命家所谓“辩证”，佛家所谓“中道”也。邓先生对庚辰本脂批的校注，提供了更多对脂批的研究实例，也就使他的卓越见解更真切具体地落到了实处，其中让人眼睛一亮的地方确有不少。举两个例子： “紫英豪侠，小小一段，是为金闺间色之文。壬午雨窗”，从这条朱眉批的纪年看，是畸笏在雪芹去世前夕首次评批此书所作。然此批独出，无他本对校，致使原抄“小小一段”四字，或因第二个“小”字系用叠字符号( ：)表示，且与“一”字相连，便被过录抄手书写讹变而每滋误会，让历来专家辑录征引时都将“小”的叠字符号与“一”字合看成了“三”，遂成“ 小三段”；或依俞平伯所辑将前一“小”字亦径改作“文”，便成了“文三段”。校“紫英豪侠小三段”已属费解，校“紫英豪侠文三段”则更有语病 (“豪侠文”与紧接之“金闺间色之文”在措辞上犯重不说，仅以“文”字校“小”字并无版本及字迹上的合理依据这一点，便分明不妥)。如今释读为“小小一段”，非但与底本(或底本之底本)的书写习惯及字迹相吻合，且从正文内容去对照也一丝不差：此处用小小一段文字去夹写薛蟠计赚宝玉赴其生日聚会，从而让读者一睹“紫英豪侠”。这从结构上说，不正是给前后文所写闺房幽婉文字起了一个间色的作用么？即所谓“要得甜，放点盐”是也。反之，若释读为“紫英豪侠小三段”或“紫英豪侠文三段”，则非但文字不畅，亦且语焉不详，让人不解“三段”何指，“小三段”又为何物。( 第二十六回注③) “四字闪煞颦儿也！”此批中的“闪”字，当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所释：“闪，抛撇之义。”本书第五回《分骨肉》曲：“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其“闪”字即此义。“闪煞”，语出元白朴《梧桐雨》第三折：“妃子，闪杀寡人也呵！”乃指被极度冷落抛撇之状。
故此批所谓“闪煞颦儿”之“四字”，当指正文中的“自觉无味”四字无疑，然因过录抄手对位不准，竞将此批写于该四字之前的“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旁边。这就使得俞辑、陈辑、朱辑皆清一色地标明是针对前一句话的批语。陈辑还特意在“洒了几点泪”的旁边加了五个圈，使之更确切地表明是针对此五字而作。错会批中“闪煞”之意倒也罢了，批语分明写的是“四字闪煞颦儿也”，怎么眼睁睁地就变成了某五字或更多数量的字呢？此亦学者们不作细考而陈陈相因之又一显例。(第二十七回注③) 邓先生对庚辰本脂批的校注，是在俞平伯、陈庆浩和朱一玄三位校析脂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邓先生不是谦谦君子，而是颇具锋芒之人，在客观评价前辈成绩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不足和问题。邓先生近来标榜“草根红学”，在红学界掀起某些波澜，这当然是邓先生的个人风格，其中是非也不是笔者所能置评。这里就事论事，只着眼于邓先生的学术成果。庚辰本大量的正文字句和脂批之校订、辨识和解说，无疑对推动红学往前发展有大作用。因为这是“从根儿上”正本清源，文本学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文化……都要因此有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同时，由于“红学”的“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性质，其影响就不仅局限于红学本身，正像邓先生在校注中指出的，如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甚至如《辞源》、《辞海》、《古今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文化”，皆要受这项研究成果的影响而需要修订，邓先生还进而引申出抢救地方方言以存古音古韵和古文化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就更让人怵然憬悟研究《红楼梦》这“一部小说的学问能有多大”了。
邓先生比笔者年长几岁，从开始红学研究的早晚而言，可以说是同辈人，彼此认识也有二十余年了，不过交往时断时续，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印象中邓先生一直是才华横溢气概轩昂的，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评价：“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加盟红学的“后起之秀”，不少人在发了一阵光后又另辟蹊径别有高就，坚持下来的，邓先生是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邓先生的学术见解我并不是每一点都完全赞同，不过他出了甲戌校本、庚辰校本和其他专著，以成果论，说是“著名红学家”也不算谀词了吧。当然他还会再接再厉，续有所成。可能因为笔者的“同辈人 ”身份，使邓先生别有怀抱，居然命我给他的庚辰校本写序，我却之不恭，就胡说乱侃几句滥竽充数了。
网上早有红迷不断询问，邓遂夫的庚辰校本还没有出来吗？这说明《红楼梦》受欢迎的程度，也说明红学在今天的普及程度。过去只有少数人能掌握的珍稀资料早已大众化，因此普通的红迷其实早已和红学家们站到了基本相同的水平线上，靠垄断资料掌控阵地来充大头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是比思想力，比艺术灵性，比综合素质的时候了。这也是红学文献学和红学文本学在社会普及层面上正在更加密切衔接而水乳交融的表征，“象牙之塔”与 “十字街头”的界限也更加模糊。红学家们不必有失落感，说到底，我们过去的工作其实不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吗？ 2005年12月19日于大连箫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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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回前墨]①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以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日“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②，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一块鲜明莹③(原误茔)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竞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④(原误径)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人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
……

想起了《尤利西斯》 邓遂夫 坚韧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的独行路上凝聚。
晨光在群峰之巅静静升起…… ——[德]M·海德格尔 正是晨光升起的一瞬，我给这部书的最后一条校注画上了句号。在随之而来的万千思绪中，我首先想起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巨著《尤利西斯》。
当然不是此刻第一次想起。从二十年前刚刚着手为校订这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作准备不久，因读到我国首次翻译面世的《尤利西斯》选译本 (金陧译，后来又读了他的全译本和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另一种全译本)，便时时将这部西方文学的惊世奇书，同我所要校订的《红楼梦》脂评本作比较和联想。
这两部产生于东西方不同人文背景的文学巨著，尽管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内容独特，手法新奇，内涵深广，问世后毁誉反差极大，而它们所展现给世人的魅力却是无穷的，同时又伴随着数不清的谜团与困惑，乃至各自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专学——红学与乔学。我总觉得，东方的《红楼梦》和西方的《尤利西斯》，就像一对青春永葆又美艳绝伦的孪生姐妹，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风云如何变幻，似乎都会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倾倒，颠狂，甚至迷恋终生。
不过，我此时想起《尤利西斯》，却并非因为这些。我更多想到的还是它的版本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若干纷争与进展。在这一点上，它和《红楼梦》是既像又不完全像。
乔伊斯是在他四十岁那一年正式出版《尤利西斯》的，此后，他又亲历了自己这部巨著从屡遭查禁到好评如潮的历史性转变；到他六十岁辞世之年，他本人及其作品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曹雪芹和他的作品却没有那样的福分。曹雪芹是在穷愁潦倒中至少八易其稿，却依然没有写定他的《红楼梦》；而且到了同样的“四十年华”，曹雪芹不仅没有来得及像乔伊斯那样正式出版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反倒“书未成，泪尽而逝 ”(脂砚斋语)，连这部书在此后经辗转传抄和在后人付梓印行的整理中所发生的种种差错与擅改：他本人都一概不知。所以，《红楼梦》在版本上的复杂性与问题之多，可谓举世罕见。《尤利西斯》在这一点上和它比起来，恐怕就只能算“小巫”了。不过也得承认，《尤利西斯》的版本混乱虽不及《红楼梦》那么严重，但比起东西方文化史上其他作家的作品来，也堪称“名列前茅”。
乔伊斯这部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极度标新立异，和文字本身的晦涩难懂，当然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处境所带来的作品每遭篡改，则是更重要的原因。自从他这部作品的一些章节于1918—19 20年间在美国一些杂志上连载以来，便开始被以“有伤风化”等指控而遭禁毁与删节。1922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全书，又因是由不懂英语的法国工人手工排版，其间所出现的错漏与误植可想而知。乔伊斯本人在修改这些校样时又无原稿可以核对，只能凭记忆去仓促改写，由此而出现的诸多文字歧异，以及他那潦草难辨的修改文字再次被打字员和编辑作了大量擅改处理，都给这部巨著的文字错讹与版本混乱埋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说起来，这部书在乔伊斯生前还曾多次修订重版，并被许多国家一再翻印，却由于乔伊斯长期处于一种在欧洲各国“自我流放”、居无定所的境地，这些重版与翻印的书，在具体的编辑和校对上，大多只能由他的朋友去代劳。所以每重印一次，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问题。直到乔伊斯1941年在苏黎世病逝为止，他始终未能对此书作一次全面彻底的修订。如此一来，历年所出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歧异与纷争，也就长期难以平息。
可是在1982年为乔伊斯隆重举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前后，西方文化界却对《尤利西斯》的版本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正本清源工作。首先是美国纽约的一家专门出版古籍和手稿真迹的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 Publishing，Inc)，从1978年开始，便将过去分散珍藏于世界各国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乔伊斯手稿，以及他亲手修改的校样等种种原始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陆续影印出版了一部长达六十三卷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 每套售价2500美元)。这一点，也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所永远无法享有的。因为迄至今日，别说是《红楼梦》的原始手稿，就是经人整理誊抄的历次定本原件，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能够影印出版的，仅仅是后人辗转传抄而作了不少擅改、同时又各有其抄误和夺漏的《红楼梦》历次定本的过录本。相比之下，二者在研究、整理和校订上的难易之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文化界解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第二个重大举措，便是由当时的西德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勒(Hans Waltei Gabler)带领一个专家小组，并在世界性的乔学权威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指导下，以加兰出版的《詹姆斯· 乔伊斯档案》为基础，用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智能工具，运算对比了全部乔伊斯原稿、送印前的打印稿、排版后的历次校样，以及后来印行的种种版本，一共花了七年时间作精心校订，终于在1984年的“布卢姆日”(即《尤利西斯》描写其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经历的6月16日那一天)，出版发行了一部据称最符合乔伊斯本人意图的《尤利西斯》新版(精装三卷，售价200美元) 。据说这个新版体例严谨，校订精良，纠正以前历次版本的谬误(包括标点符号和字母拼写错误)达五千余处。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西方文化界。
正是在以上这些有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最新进展的推动下，才促使我在《红楼梦》脂评校本的校订上更加竭尽全力地工作，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开辟，能为最终解决《红楼梦》的版本混乱问题，和为红学能在可靠文本基础上更深入地向前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一工作进行到1989年时，却被迫中断了。
十年之后，试图继续再做，以前存放于一家出版社的一部分校订手稿，却迷失无踪，只好从头再来。所幸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终于推出了相对较为简便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并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现在经过又一个漫长的五年艰辛，终于将这套丛书中最大的一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这便是此刻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四卷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而且在此期间，还给这套丛书最后一种的校订作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因而可望在明年春天，一鼓作气推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校本》。
近几年来，许多热心读者一直在敦促庚辰校本和蒙府校本能尽快问世，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为什么这套丛书的后两种，出版周期会拖得这么长？一言以蔽之，便是这两种底本——尤其是庚辰本——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校勘难度之大，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里面有许多历史性难题，是在《红楼梦》印行面世的几百年间，以及现存十一种古抄本陆续发现的近百年间，都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有的虽然作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却始终没有解决完善。
我不敢说，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庚辰校本，已经把《红楼梦》所有的版本疑难问题都解决得尽善尽美了；却至少可以说，我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作了深入解决的新的尝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难题的空档，也没有向读者隐瞒任何底本原貌的真相。本书的体例本身，便最大限度地规定了它的透明度；过去那种对于读者来说或多或少带有暗箱操作性质的常规校订方式，已被此书彻底摒弃。
现在还来不及对本书的纠谬工作(包括文字与标点断句上)的总量作精确统计。但至少可以说，不会低于新版《尤利西斯》纠谬的五千之数。有一个数字是可以在这里提一下的，即本书在校订过程中，为了避免繁琐，我通过从体例上尽可能扩大径改范围等方式，减少了大量一般性习惯错字的校改标识与校注。而对过去的校印本在标点断句上存在的问题，也一般都径改不注。即便如此，我校订此书的注释初稿，仍高达四千余条约五十万字；而后尽量压缩精简，现在的校注还有三千六百余条共三十六万余字。仅从这依然堪称浩繁的大量注文来看，不也可以约略窥见本书校订幅员之广阔么？ 我当然没有像慕尼黑大学的专家们当年重校《尤利西斯》那样用电脑作为分析判断的工具，而是全凭人脑的灵智。缺乏条件倒在其次，我始终觉得，用人工智能去解决一些与数理逻辑有关的问题是可以的，而对于纯粹的文学之思，情感之旅，岂能像设计国际象棋的竞技程序那样，靠机器的运算去感知与判断？ 我更没有像慕尼黑大学的专家小组那样，接受世界性学术权威的指导，而是独自关进自己的书斋，凭着个人的数万卷藏书和多年搜购复制的相关资料，让思想在暗夜般的学术迷宫中自由穿行。这样，灵感的火花反倒不断闪现，智慧的清流时刻充溢全身，竟然像是没有绕不过去的暗礁、推不倒的绊脚石，有时还真有一点所向披靡的感觉呢！这就如同海德格尔的哲理诗所描绘的——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这是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诗人哲学家》的献诗中，两度使用“独行” 这一概念。大凡学术之事恐怕都是如此。我想请读者特别留意一下庚辰校本的后半部，尤其是最后九回的校订。看看那些曾经困惑过不少专家学者的数量众多的疑难问题，尤其是那些如同“天书”般别无对证的错乱批语，是不是动用大兵团作战的专家群体加上世界性学术权威作指导再加上高级电子计算机的精密运算所能破解的。
我始终坚信，做学问，不论手段如何科学化、科技化，都只能在坚韧的独行中去发现，才有真正的长足的进步。不是不可以踩上巨人的肩头去嘹望，但望尽天涯路，最终还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去独行，坚韧不拔地独行！ 在本书的校注中，我不得不有所侧重地指出一些俞校本和新校本原可避免的失误。为什么这些影响深远而颇具权威性的《红楼梦》校印本，在当初的校订中却未能避免这样的失误呢？归根结底，仍然是没有坚持独行。新校本和《尤利西斯》新版的修订方式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由权威专家牵头，组成强大的校订和注释阵容。但校订者众，存在的问题也多。深度不够，火候欠缺，观念守旧，或许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关键还在体制本身。这种大轰大嗡方式的最大弊端，便是限制了独立思考的发挥。即使让参校者去分片包干，仍然缺乏总体上的宏观把握，更别说在此基础上的灵感思维了。这是治学，尤其是校勘繁难古籍之大忌。俞校本也不是俞平伯先生独行的产物，有“参校”王惜时先生，说不定还有别的助手。俞先生的智能并没有尽行发挥；参校者也有所顾忌，有所掣肘。乃至一些极简单的问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
说到底，独行便是最大限度的独立思考。这和研究一门学问需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二者并不矛盾。比如校订这个庚辰本的本身，就是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本书的《校勘说明》和相关的校注中都有所提及。不仅是亚东本、作家本、人文旧本、俞校本、新校本、俞辑、陈辑、朱辑，即便是程高本和现存各脂本抄手所作的诸多合理校订，也都分别对本书的校订提供了有益借鉴。否认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想强调的只是，任何一个称职的后来校订者，都应该对前人的成果不满足才行，尤其是对前人留下的误校和未解难题，绝不可等闲放过，更不可不加辨析或不作深思地亦步亦趋，陈陈相因。所谓独行，或日独立思考，正集中体现在这一问题上。至于周汝昌先生时时强调治学者理应具备的“涵咏之功，积学之富，灵性之通”，则是问题的又一层面了。这是每一个称职的学者最起码应该具备的治学基本功。不说别的，单从本书校注中涉及到的对当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目前影响深远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古今汉语词典》以及《小说词语汇释》等当代辞典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质疑，即可略知红学或《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本身的问题，还必然会涉及到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既是每一个红学研究者应该有所掌握的，同时也寄望于各方面专家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当然，所谓独行，更不排除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吸取众人的智慧。比如在校订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的过程中，我都曾在许多问题上请教过一些学界朋友，包括请他们帮忙查核一些资料等。这一次，甚至还在一些重要问题的抉择上，听取过应必诚教授、梁归智教授和青年朋友于鹏先生的建议。甲戌本出版后所作的每一次修订，也都留下了体现读者意见作改进的历史印痕，这些都在修订版的后记和相关校注中有所提及。如今庚辰校本的问世，也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和普通读者的批评指正。凡是合理的意见，我都将在今后作进一步修订时予以吸收并注明来源。这种吸取众人智慧的做法和校勘中的独立思考，不仅不矛盾，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
贾岛诗云：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我这“剑”也算磨出来了。要说此时此刻没有一点贾岛所咏那种侠客般的豪情，那是假话。但我深知，其“霜刃”确实还未曾一试，有待红坛的各路豪杰与红迷诸君来检验其钢火与锋芒，并多多指出其破绽与瑕疵。
留一个E—mail：dsf0611@126.com——我将随时恭候读者朋友的赐教！ 2006年1月6日于北京万科星园双子座 2006年1月12日瑞雪纷飞之晨再改于北京六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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