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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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娱乐至死》,点击查看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相关评论】 一本精彩、有力而重要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而且就我看来,他是无可辩驳的。
——乔纳森·亚德雷 《华盛顿邮报》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它是一把刀,让我们在全面的带有颠覆性的娱乐化语境当中,有了一点点最后的权利。
——黄集伟
它是声计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该书的观点既有创见,也相当重要。但读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和问题意识。
——徐友渔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了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的批评。 波兹曼出版过的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你所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一种保存的活动》、《如何看电视》等,其中 《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译者简介: 章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博士生,曾发表、出版论文译著数篇。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轼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像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补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搞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书摘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考虑会有所帮助: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怪,但是,既然我要在下文中论证当今话语中意之的丧失,我不妨多费些笔墨先说几句。在任何利用语言咋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吾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怛如果要写下一个英语句子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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