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On the Road)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
《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在路上》写得美极了，让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玛丽卢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同时，书中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思绪的自然流动，反情节，大量使用俚语、俗语、不合语法规范的长句，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及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书中又展现了美国辽阔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镇……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
1957年，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奉为“生活教科书”。《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视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在路上》一经问世即令舆论哗然，毁誉参半，但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公认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经典。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父母为法裔美国人，他是家中幼子。他曾在当地天主教和公立学校就读，以橄榄球奖学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爱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等“垮掉的一代”。 凯鲁亚克大学二年级退学从事文学创作，并辗转于美国海军和商用航运公司等处。一九五○年，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在路上》问世后，他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行列。他还著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独的旅人》和《孤独天使》等作品。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译者简介：
王永年（1927一），浙江定海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从五十年代起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译作《耶路撒冷的解放》、《十日谈》、《欧·亨利小说全集》、《伊甸之东》和《在路上》，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名著。

在路上寻找灵魂 　许知远／文
　　1950年夏天，凯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凯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二百五十尺的纸卷上，凯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眉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凯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巅峰。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去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迪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迪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是个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迪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迪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迪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凯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迪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真他们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于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
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的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最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三十年前那一代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的共通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迪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 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的挣脱出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的极端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一百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在路上》：世俗叛逆与抗争者历久弥新的圣经，“垮掉的一代”灵魂人物心灵自传！《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个历史事件……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周三)午夜前不久，杰克·凯鲁亚克偕同与他同居的年轻作家乔伊斯·约翰逊离开她在纽约市上西区的公寓，来到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的报摊前，等候送报卡车送来次日的《纽约时报》。出版社事先通知凯鲁亚克说，那天的报纸要刊出一篇有关他的小说《在路上》的评论，他们买了从大捆《时报》里抽出来的第一份，站在路灯底下，打开报纸，找到《时报图书》一栏。评论者是吉尔伯特·米尔斯坦，他这样写道：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以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就如同《太阳照样升起》比二十年代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被认为是“ 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一样，《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
凯鲁亚克和约翰逊拿了他们买的报纸，进了附近一家酒馆的小房间，在暗淡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看评论。杰克不停地摇头，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小人物》里写道：“仿佛他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他们回她的公寓去睡觉。据乔伊斯回忆，“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已经出名了。” 第二天，记者们并不采访凯鲁亚克的写作情况，而是询问他对“垮掉的 ”一词的解释，此后这一提问伴随了他一生。《村声》的评论者把他出版的书称为“向当时难以捉摸的反叛精神发出的战斗号召”。两星期前，艾伦· 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成了旧金山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淫秽诉讼案的题目，一直没有定论；到了十月，克莱顿·霍恩法官判定金斯堡的诗“在社会意义上尚有可取之处”。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开头的诗句经常被报刊引用：“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毁于疯狂，(他们)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 “垮掉的一代”成了新闻，凯鲁亚克被公认为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凯鲁亚克被认为在《在路上》这本书里为新一代人下了定义，记者们围着询问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并不关心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写那本书花了多少时间，或者他身为作家打算做什么。凯鲁亚克最初对这些问题的标准答复——据乔伊斯·约翰逊的回忆，带着“奇特的礼貌和耐心” ——在于解释“垮掉的”一词，那是十多年前他在时报广场从一个名叫赫伯特·洪克的小混混嘴里听来的，洪克用它来形容一种亢奋而精疲力竭的状态，但在杰克心中，它同天主教的真福直观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真福直观是指圣徒灵魂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访问他的人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思想方式，他们希望得到的是顺溜的引语，而不是一个时髦俚语的带宗教意味的派生词。
凯鲁亚克说他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七年，但用于写那部小说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这种说法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当凯鲁亚克以畅销书作者身份出现在斯蒂夫·艾伦的节目上时，艾伦挖苦说，他宁肯花三个星期旅行，花七年写书，而不会像凯鲁亚克这样本末倒置。凯鲁亚克夸口说《在路上》的原稿是他一鼓作气在三星期内完成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嗤之以鼻说： “ 那不是写作；是打字。”凯鲁亚克终于抱怨说： “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媒体的反应毫不留情，他们认为恐怕要等另一代人成长以后，凯鲁亚克才会被接受，被看作是具有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引人注意的生活观的严肃作家。
《在路上》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之后很久凯鲁亚克才得到承认。
《在路上》出版的那年，凯鲁亚克三十五岁。后来，人们似乎认为他一生的前一部分致力于创作那本书并且使它出版，其余部分则用于抹掉影响。
问题之一是他被当成新一代人的代言人。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小说里把“迪安 ·莫里亚蒂”描绘得如此使人振奋，以致记者们指望他符合这个形象，尽管他一再声明他只是书中那个“疲于奔命地跟着”迪安那帮人横越全国旅行的 “萨尔‘帕拉迪斯”。
来访者对“萨尔·帕拉迪斯”或者凯鲁亚克旅行之余的作家生活不感兴趣。当他告诉他们，他出身于一个法裔加拿大家庭的时候，他们搁下铅笔不作记录；当他说他爱美国，因为美国向他的移民父母敞开了大门，他们充耳不闻；他解释说他不是“垮掉分子”，而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疯狂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若不是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一起在家里过着“一种修士般的生活”，他不可能写得这么多，来访者听了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一切一点也不令人激动，不能同莫里亚蒂生机勃勃的性格或者“垮掉的一代 ”的出现相比较。然而《在路上》出版的意义比成为报纸的标题久远得多。
凯鲁亚克一直在努力寻找有个人特点的声音，多年后他终于让人们听到了他的这种声音。
…… 凯鲁亚克从来没有让批评家们相信“垮掉的一代” “基本上是信仰宗教的一代”，但是他的朋友霍姆斯明白，《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 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视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如同别的经典作品一样，凯鲁亚克的书也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态度。亨利·詹姆斯评论哈丽雅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的一段话也适用于《在路上》：小说“运气好得异乎寻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远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想象的状态，一种醒悟的感觉”。凯鲁亚克的小说提供了同两个伟大的美国“勇气教师”萨尔·帕拉迪斯和迪安·莫里亚蒂一起上路漫游的机会——也许他们是部落里硕果仅存的两位了。
安·查特斯

一
我第一次遇见迪安是在我同妻子分手不久之后。我害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关于那场病我懒得多谈，无非是同那烦得要死的离婚和我万念俱灰的心情多少有点关系。随着迪安·莫里亚蒂的到来，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我的在路上的生活阶段。在那以前，我常常幻想去西部看看，老是做一些空泛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践。迪安是旅伴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在路上出生的，那是一九二六年，他父母开了一辆破汽车途经盐湖城去洛杉矶的时候。有关他的最早的情况是通过查德·金传到我这儿的，查德·金给我看了他在新墨西哥州少年犯管教所写的几封信。我对那些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他在信中天真可爱地请求查德把所知道的关于尼采和所有那些奇妙的知识都教给他。有一次，卡洛和我谈到那些信，还提到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同那奇怪的迪安·莫里亚蒂见见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安不是现在的模样，而是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年轻囚犯。后来有消息说，迪安出了管教所，初次来纽约；还有消息说，他刚同一个叫做玛丽卢的姑娘结了婚。
一天，我在校园里闲荡，查德和蒂姆·格雷告诉我说，迪安在东哈莱姆区(说西班牙语的哈莱姆区)的一座没有暖气设备的公寓里落脚。迪安第一次来纽约，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带着他美丽泼辣的小妞玛丽卢；他们搭乘灰狗长途汽车，在第五十街下车，到街角想找个吃饭的地方，一头扎进了赫克托自助餐馆，对迪安来说，赫克托就此成了纽约的一大象征。他们吃了不少漂亮的浇了糖浆的大蛋糕和奶油泡夫。
在此期间，迪安同玛丽卢谈的话多半是： “亲爱的，我们现在到了纽约，当初我们渡过密苏里河，尤其是经过布恩维尔少年犯管教所——它让我想起我的监狱生活——的时候，我想了许多事情，我还没有统统告诉你，现在绝对有必要把这些有关我们个人爱好的残剩的事情暂时搁在一边，立刻开始考虑干活谋生的具体计划……”他早期讲的话就是这样。
我和小伙子们去了那座没有暖气的公寓，迪安穿着短裤来应门。玛丽卢从长沙发上跳了下来；迪安吩咐公寓的主人到厨房去，也许是让她去煮咖啡，而他则开始谈他的性爱问题，因为对他说来性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虽然他为了谋生还得卖力工作。这一点从他站在那里点头的模样就可以看出来，他眼睛老是望着地下，不断点头，像是一个初出道的拳击手在听教练的指示，让你以为他用心在听每一个字，并且不断答应“是，是”和“明白，明白”。迪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像年轻时的吉恩‘奥特雷——修长、窄胯、蓝眼睛、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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