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传奇)

《城记》在完成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

书评

新华社记者王军十年著就此书。《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承启；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前言·北京城的沧桑瞬间
1　古都求衡
　　改造北京
　　拆与保的交锋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
2　营城之论
……

北京城的沧桑瞬间
这部书稿的完成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去年3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发来一份邀请，希望我能够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会议提交一篇论文，随后又接到林洙女士的一个电话，她敦促我赶紧写，颇有些焦急地说：“不要起大早，赶晚集呀!” 我终于下了决心。没想到，这下笔一写，短短一个星期，就写了四五万字，还不能止住。这段历史太厚重了，宏大叙事的社会生活与坎坷多舛的个人际遇非淡墨所能承载。在对历史资料的含化与创作过程的吐新中，我仿佛被送回到从前，无法逃脱来自彼岸的逼问：如果你是他，你又该作何选择? 生命的痛感让我与历史的主人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沟通。
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瞬间是短暂的，但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久探讨的话题。求解现实与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这是人类的本性。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为真切。
对这段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说，我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寻找并整理史料，它们来自老报纸、老期刊、尚未面世的文字资料、当事人的口述以及与之相关的史籍论著。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整风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所中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其中相当一部分图表归功于学术界已作出的卓越探索，在这里，我谨向前辈与同仁们致以深深的敬意。特别感谢林洙女士赐予反映梁思成生平及相关史料的照片以及梁思成工作笔记中的画作，罗哲文先生赐予当年他拍摄的拆除城楼及其他重要古建筑的照片，梁从诫先生赐予供本书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张文朴先生赐予张奚若生前照片，陈衍庆先生赐予陈占祥生前照片，张开济先生赐予他的建筑作品照片，张先得先生赐予他当年所绘的城楼写生画及老北京照片，况晗先生和乔得龙先生赐予北京胡同画作，宋连峰先生赐予北京航拍照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老师们给予的真诚帮助。
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是无法绕过梁思成先生的。是他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跋涉在深山老林里，寻觅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完成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是他发出居者有其屋、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是安居乐业的呼喊，为中国城市的理性发展筚路蓝缕；是他搏尽全力为中国古代建筑请命，虽是屡战屡败，却痴情不改。近几年频频出现于报端及各种出版物之中的梁思成，更多的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被人铭记。“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在1957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不知让多少人扼腕长叹；1950年他与陈占祥先生拟就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古城外建设行政中心区的“梁陈方案”，随后就双双陷入复杂人生境况的史实，也不知让多少人唏嘘不已。
这些年，我努力寻找着梁思成的足迹，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里捕捉着他的回音，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各种情绪。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认识论的这个怪圈，使我数度举笔，却欲言又止。我从被“逼”出来的四五万字中，选出两个相对完整的部分，其一交给了清华大学，其二交给了《城市规划》杂志，作为对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的纪念。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在诸多前辈学者与朋友们的鼓励下，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
在我探索北京城变迁史的十年间，有着太多的伤楚与遗憾。陈占祥先生故去了，单士元先生故去了，莫宗江先生故去了，张铸先生故去了，周永源先生故去了，郑祖武先生故去了……他们对发生在北京城的这段历史，评说不一，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真挚之情却是共通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郑祖武先生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接受我采访的情景，陈占祥先生在与我交谈时竟两次落泪。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士和他们面对历史的真诚。
感谢林洙女士对我的信任，她提供给我几十本梁思成先生的工作笔记、日记和“文革”时期写下的交代材料。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用了一个冬季通读了这些珍贵的史料。那段青灯黄卷的日子，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柴真先生、学长罗锐韧先生的真挚鼓励；感谢林洙女士、梁从诫先生、刘小石先生、陈衍庆先生、华新民女士、张先得先生、杨东平先生、张志军女士对书稿提出建议；感谢李靖先生多年来热心查寄剪报，王蕾小姐在图片整理中热情相助；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刘劫，是她分享了我这十多年来的痛苦与欢乐，这本书包含着她的心血与智慧，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一直在与我探索着同样的课题，还在于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城市。
王军 2002年10月29日干北京

插图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
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200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兴建，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交通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主干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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