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

代序 批评与历史经验——张旭东访谈
张旭东 薛毅
时间：2002年7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勺园
现代性理论与历史经验
薛毅：有个学生告诉我，现在艺术界非常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你翻译的；还有一本是你的导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大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据我所知，很多人是通过杰姆逊的这本书米了解后现代主义，也有很多人通过本雅明的书而迷上了所谓“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如果把这两本书中艺术家们和年轻人感兴趣的部分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个人生活”这样一个主题，当然，人们也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文学、艺术的功能、用途。杰姆逊在书中概括出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平面化”啊，取消“深度模式”啊，几乎成为我们这里的常识了，而本雅明所写的“游手好闲者”，更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这两本书，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都非常走红。当然，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很明显，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误读”在起作用。
张旭东：最近一次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是在80年代中后期，包括杰姆逊的讲演录和平雅明肘翻译。我是在85年开始翻译的，87年才译完。在当时，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杰姆逊讲座带进来大量的当代西方最新理论，它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西方文化形象，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等。后者人们不一定感兴趣，但能够得益于它们的总体性问题意识。这和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不谋而合。本雅明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接受者并不在意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而是更多地从他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的魅力。这表面上看有些肤浅，但同样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表现。在当下，中国知识界似乎不再对总体性问题，比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等问题感兴趣；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学院专业训练的角度去读书，所以这两本书被接受的思想氛围已经改变。你所说的这两本书的继续流行，必然有其他的、不同于80后代的指示不社会学背景。我想称之为“误读”大概并不过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本书都是以分析资本主义或市场、商品时代的文化生产见长，80年代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当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但人们却在它们身上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而到了90年代，当真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学理和方法本来可以被更好地吸收，但人们却好像只能把它们当成一种文化资本和知识时尚的符号来消费了。当然，我希望情况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糟。
我觉得当时中国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有一种非常本能的兴趣，类似于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一方面需要理论，一种不动感情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理论和文化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富于情感因素的激情，一种有想像力的，能够表达被社会和理论形态所压抑的那种内在集体性、情绪性的精神的内核。当时的文艺风格也充满这种张力，一方面是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一方面是对某种政治性、文化性甚至神秘主义的体验的探索。我自己就是沿着翻译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诗学和艺术理论及当代阐释学理论(特别是保罗·利科的理论)偶然地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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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批评与历史经验——张旭东访谈 张旭东 薛毅
第一辑 幻想的秩序
文化的诗学与诗的文化学——转变与模式
历史与叙事——卢卡契的现代性
幻想的秩序——作为批评理论的拉康主义
本雅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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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文化成为一种全新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从而被“文学化”)，与诗的模式进入到一般的文化概念的中心地带并构成新的文化观念(从而被“哲学化”)，是一个互相渗透而又互相说明的过程。对于前者，毋宁说是文化本身呈现出诗意的形态，作为这种诗学的对象的文化不再是那种旧观念之中的“理论体系”或“历史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生动的富于创造力的生存活动
本身来理解的。因而文化的诗学把整个文化的创造活动理解为创作和作品。并在一种批评或理论的写作中重新显现出文化的形态。这已透露出诗的方式作为整个文化的象征方式的意味。另方面，文化本身又把诗说明为一种基本的活动方式，一种意义的模式。这种说明无疑也说明了诗的本质正是文化的本质。
这种观念的转变包含在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它并非某种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这种发展本身的意义。在这种转变中，诗和思想在存在(或生存)的深层回溯到共同的源头，正是在诗人和思想家的互相占有中才形成了一种诗的总体的模式，这个诗的模式无论在文化的历史性中还是在当代的实际状况中，都将是文化的模式，因为这一切无非是生存状况的诗意显现。
本文的题目对于这个过程来说或许仅是描述性的，但已大得足以使洋洋万言也未必能提示读者更多的东西。不过我将尽力说明，自尼采(Nietzsche)以来文化观念中希腊精神的复活以及黑格尔主义的终结。我将指出逻辑经验主丈在这场转变中的反面的触发作用。并在文化与生存的两极间描绘一道诗意的跨越的踪迹。作为本文的核心部分，我将展示三种模式：即从传统写作意识到当代写作意识的转变中的反面的海明威模式，从传统文化观到当代文化观的转变中的维特根斯坦模式，以及从文化的诗学到诗的文化学的转变中的海德格尔模式。同这些模式一样，这篇文章本身也只是一个模式。更确切地说，是模型。这更近于一种理解性的综合而非一种总结性的概括。限于篇幅，这种比较只能是简略的。
一、体系的瓦解：尼采与逻辑经验主义
文化观念的转变同西方文化的历史源头即古希腊时期(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形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这场转变中的关键人物，如尼采、海德格尔都在思想上与希腊直接相通并从中汲取灵感。维特根斯坦在道德伦理方面更富于基督教精神，但在认识论上，则显露出十足的希腊气质。在对希腊世界的缅怀中(这在从歌德到施莱格尔的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就已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寄寓着一种整体文学或整体文化的雏形。在那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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