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新版)

《千年一叹》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文化界直击“余秋雨现象” / 解玺璋
如果评选1999年最受传媒关注的文化明星，恐怕非余秋雨莫属，至少有几件大事应该录以备考：首先是《霜冷长河》的出版以及出版前后围绕反盗版新招数的大肆炒作；其二是在《文艺报》和《文论报》同时发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一文，把“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并案处理；其三是夫妻双双晋京荡了一回《秋千架》；其四是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设坛论道”，引发了“岳麓书院事件”；其五是现在还在路上的“千年寻拜”。这一年，甚至可以称为“余秋雨年”。

　　批评的三个层次

　　对余秋雨的批评，从《文化苦旅》开始，前后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表现为3个层次：其一，在肯定余秋雨才华横溢，文采飞扬的同时，指出他在文章中留下的“硬伤”，包括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以及文体方面的毛病；其二，指出他在为人为文中的矫饰，特别不满于他在文章中对“文革”失足或有意回避，或淡化处理的讳莫如深的态度，直击他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作家的人格和良知。青年批评家余开伟说得明白：对当年参与大批判写作组一事，“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都从未见到余教授只言片语的一丁点儿反省或反思文字”；其三，对余秋雨散文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制所做的文化批评，指出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批评举证

　　举证之一：高恒文在《突兀之语何其多》一文中指出：余秋雨喜欢在文章中使用“显得过于突兀的警策之语”。这种“‘片面深刻’的道理，一再以‘警策之语’出现，总是有一点故作惊人之论的嫌疑”。

　　举证之二：韩石山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以《道士塔》写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节为例，指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

　　举证之三：《＜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的作者汤溢泽认为，余秋雨“有时犯了阉割史实的错误 ”，他对余秋雨所说“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观点表示反对，他说：“此点不符中国历史真相，可以说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

　　举证之四：裴文撰文指出，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冠以“山居”之名不妥，“倘若某人仅凭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暂住了几天，便可以将在那里写下的文字标以《山居笔记》的话，岂不令古人笑断了肠子”。

　　举证之五：深圳青年学子朱健国说：“我喜欢《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害怕‘深圳赞歌’中的余秋雨。”他希望“学者们最好老老实实说几句真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尽量不要讲假话，违心话，客气话”。

　　举证之六：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批评余秋雨“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可怕句式捆绑在一起”，是要“把天下的嘴堵死”。

　　举证之七：丁东和谢泳的文章都提到余秋雨在“文革”中与“石一歌”的关系，谢泳特别提到《长者》这篇散文，其中讲到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说他1975年就接触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资源，但对照他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胡适传》，“说明他的思想深处并没有从那些文化中看到真实的历史”。

　　举证之八：《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的作者朱大可认为：“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知识精英“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的洪流所吞没”，只有余秋雨这样的“市场的先锋”还继续浮在水面上。

　　举证之九：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大可指出：“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 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

　　举证之十：朱大可的文章还指出一点，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他还把鲁迅的《野草》和余秋雨的《天涯故事》做了比较，特别指出余文呈现出“轻快、轻浮、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

　　反批评举证：为余秋雨辩护

　　举证之一：安波舜是余秋雨散文最重要的辩护人之一，他在《谁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一文中说，他“只是看重余先生散文在表达历史和现实时的那种抒情意义，即学术理性的认知能力向审美功能转化时，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优雅文笔” 。

　　举证之二：徐明祥在《附庸风雅说＜苦旅＞》一文中也说：“当初差点被一家出版社糟蹋的书稿（指《文化苦旅》）已经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喜爱，并开始向大众辐射其文化渗透力，可喜可贺，这是一个民族有思想有理性有激情的表现。”

　　举证之三：杨长勋著文批评个别人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强词夺理”，是“有意地无中生有，捏造一系列虚假的事实，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是“对文化人的无端谩骂和批判”，“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

　　余秋雨自我辩护

　　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

　　几点反思

　　余秋雨现象的出现值得反思之处甚多，首先，余秋雨对于写作态度和立场的选择与定位，在90年代的文化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部分文化人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失落之后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生路。而围绕余秋雨的争论，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人群落对于这种选择和定位的不同态度。在近期上演的话剧《盗版浮士德》中，我们看到浮士德也被安排到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显示了文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戏剧可以简单化地处理这种两难困境，而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恐怕会表现得非常复杂。再有，传媒对“余秋雨现象”的暧昧态度，则暗示了现阶段传媒角色的双重性。而且，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对于余秋雨的选择，其中自然包含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这种现象的辨析与廓清，将是延续到新的世纪的重要话题。(摘自《北京晚报》)

余秋雨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这次他又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香港凤凰卫视组织的大型跨国采访报道活动——“千禧之旅”的全部过程。“千禧之旅”之余的余秋雨，以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视野，记述了旅途的所见所闻，是为《千年一叹》。

一、 再版说明
二、自序
三、 出发
四、希腊
五、埃及
六、以色列、巴勒斯坦
……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瞑，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陕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隋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
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二月一日晨写，二千零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再版时有删节。

牛和斗牛士
从开罗向南二十公里处有一处叫孟菲斯的地方，早在大金字塔建造前一百年就已经是统一的埃及的首都。著名法老左赛尔（Zoser）的陵寝阶梯金了塔就建造在这里，建造的地方还有、个小地名叫撒卜拉（Sakkara），冈此又叫撒卡拉金字塔。

不管人们对大金字塔作何种猜测，这座阶梯金字塔倒是一看就觉得人力可为。不仅体积较小，而且又不精确，好几个层面都已坍弛，因此显得更加远古。更加远古却不神秘，原因是它按照年龄平常地老化了。大金字塔的神秘就在于那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方正挺展，计人觉得太不正常。

孟菲斯出土过一个有名的金牛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让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位讲解员指着阶梯金字塔前一块足球场大小的沙地悦，这是一个选拔统治者的斗牛场，有一段时间，古埃及把在这里获胜的斗牛十选作自己的领袖。这是我在书本中没有读到过的，连忙迎上前去反复盘问，这位讲解员以专家的口气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种斗牛三十年一次，有一位统治者连续获胜两次。这使我惊讶，因为到第二次，这位统治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年轻了，居然还能力敌天下。

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讲解员所说的事情属实，但粗粗一想觉得当时的统治者要做的事确实也无非是挑战强暴、躲避伤害、机敏处置、虚与委蛇，与斗牛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统治者要驾驭的牛十分庞大，是埃及。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几千年过去，哪一位斗牛士都走了，只有牛还在。

牛把斗牛十的坟墓默默驮在自己的背脊上，让人们瞻仰。

此间恩怨，无法分清，但此间图景，颇为动人。

从阶梯金字塔再走不远的路，我看到了一位极著名的“斗牛土”的形象，那就是三千二百年前埃及新王国时代第十九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巨人卧像。本来是立像，由于尼罗河的泛滥一再侵蚀塑像腿部，他渐渐站不住了，侧身卧倒，坦然休息。

拉美西斯二世名震整部埃及历史。除了他的木乃伊保存在博物馆外，埃及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塑像。从眼前这尊卧像石，他确是绝顶英俊，脸部轮廓分明，鼻子高挺，微笑中带着一种只有埃及才有的纯真而缥缈的眼神。他一生政绩、战功都十分出色，当政六十多年，活到九十多岁，娶过三十四个妻于，生有一百多个儿女，真是生命力旺盛。都说他风流成性，但他自己活着时最喜欢的一个雕塑是自已高高地站立，把妻子娇娇小小地卫护在自己脚
……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接通了香港的长途电话。台长王纪言先生问我有没有可能为这次旅程写一首主题歌。我在一个两米直径的弹坑前徘徊片刻，便草拟一首：
千年走一回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车轮滚滚尘飞扬，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昆仑的云，
我是黄河的浪，
我是涅檠的凤凰再飞翔。
法老的陵墓，
巴比伦的墙，
希腊海滨夜潮起，
耶路撒冷秋风凉。
我是废墟的泪，
我是隔代的伤，
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屈原的梦，
我是李白的唱．
我是涅檠的凤凰再飞翔!
这首歌后来由腾格尔先生演唱，气势夺人，情真意切，令我满意，车队的全体伙伴均已学会。
谨此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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