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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军的特务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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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於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後不见容於蒋氏父子,被迫远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 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麼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著头说:"今天我很忙,以後再谈吧。"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机构就是权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於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後的蒋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於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後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治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後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於他的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後,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治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在著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後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认为蒋经国是幕後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治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而,随著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党内同志",後来却反戈一击,在美国以砖头一样厚重的传记作品痛诋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後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後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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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写得全译本,值得珍藏,
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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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涵是个外国人,美国前高官,报道说采访了马英九等很多生前与蒋经国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想必比中国的那些作者更有助于还原蒋经国真实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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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蒋经国上海与杜月笙斗法一段,
评论者 蒙蒙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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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 “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 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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