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的一部，属“乡村生活场景”。在这部作品中，马尔扎克塑造了“一些最纯洁的人物”。并着力刻画了一个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医生倍纳西。在偏僻山区落户的倍纳西，当上市镇市长之后，为了改变该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制订了一个全面夫划：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增加市民收入，并切实加以结彻。后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小说通过几个人物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过失和不幸，生活上所经受的磨难的描写，多方面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小说中那个青年女子拉·福绥斯的不幸遭遇，读来催人泪下，被作者称为“差不多就是全体女子的遭遇。”小说还通过众多人物的谈话，表达了作家对于政治，宗教，风俗等的见解。
《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名著，已成为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的世界观的一部必读作品。
《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名著，已成为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的世界观的一部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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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部，属“乡村生活场景”。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塑造了“一些最纯洁的人物”，并着力刻画了一个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医生倍纳西。本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名著，已成为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的世界观的一部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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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译完了《乡村医生》，还想说几句话。
此书写成于l833年，翌年九月出版。在《人间喜剧》里，巴尔扎克把它和《农民》、《乡村教士》一起，列入“风俗研究”的“乡村生活场景”里面。出版以后，它立刻受到巴黎舆论界猛烈地攻击。同一年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一封信里，巴尔扎克写道：“在这儿，所有的报刊对《乡村医生》都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它像一把匕首，戳伤了它们的缘故。使拜伦爵士感到伤心和忿怒的，对我来说，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大家都能看到，这部小说除了写那位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提倡贸易、改善居民生活、一心一意为他们谋福利的倍纳西医生之外，还着重写了拿破仑对法兰西的丰功伟绩。本来，巴尔扎克对拿破仑是很倾心的。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他用宝剑开创的，我将用笔杆来完成”，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我们可以找到种种的迹象，说明拿破仑的思想对巴尔扎克具有极大的影响。别的不说，即以宗教来论．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深信(天主教)是能为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带来真正幸福，并能加强一个良好政府的基础的惟一宗教。”①而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中所发挥的恰恰就是这个思想。斯蒂芬-茨威格在《巴尔扎克》这本书中说得倒很辩证：“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中现实的意识很强．所以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宗教的提倡者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在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的年代里，拿破仑这个名字在人民的心目中与法兰西荣誉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①他“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惟一人物。”②而且，他已经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了。我们有句老话：“文官不要钱，武人不怕死。”巴尔扎克在这里阐发的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如果文的都像倍纳西，武的都像拿破仑．那么法兰西就该有希望了。
实实在在，我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它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间，显得颇有它自己的特色。写人物，他用的是“白描”的手法，于轻淡中见精神；写景色，他用的是“泼墨”的技巧，于飘逸中着风致。别的不说，就看那位乡村姑娘拉·福绥斯吧，她被抒写得那么令人神往，在巴尔扎克的人物画廊里面，可以算得上是一幅杰作。这和欧也妮，葛朗台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分明。写欧也妮虽刻意求工，终不成器，写福绥斯是无心插柳，而柳却成荫。说巴尔扎克“无心”也不正确，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对农村中的人物，都抱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写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时候，莫不如此。当然，他不可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他当时的工农兵，但是他对他们所显示的那种奔放的热情，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里面，除他之外，盖无二人了。
巴尔扎克在叙事或描写之余，往往喜欢发一点议论，这是事实。在《乡村医生》里也是这样。法国的文艺评论家朗松对此就“颇有微词”。他在他的《法国文学史》里说：“他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打断他的故事，从而使他的那些精辟的看法大为逊色，显得冗长拖沓，其实正是在这些地方，小说本身的情节原已足以提供某种具体的描述了。”朗松的这个说法似乎带上点儿偏见。巴尔扎克自己说得好：“女喜剧演员的一个绝招，就是当言辞足以表达的时候，就收起她们的做功，当说话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让她们的眼晴说话。”④写作品也是这样。当“小说本身的情节”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来打断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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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完了《乡村医生》，还想说几句话。
此书写成于l833年，翌年九月出版。在《人间喜剧》里，巴尔扎克把它和《农民》、《乡村教士》一起，列入“风俗研究”的“乡村生活场景”里面。出版以后，它立刻受到巴黎舆论界猛烈地攻击。同一年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一封信里，巴尔扎克写道：“在这儿，所有的报刊对《乡村医生》都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它像一把匕首，戳伤了它们的缘故。使拜伦爵士感到伤心和忿怒的，对我来说，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大家都能看到，这部小说除了写那位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提倡贸易、改善居民生活、一心一意为他们谋福利的倍纳西医生之外，还着重写了拿破仑对法兰西的丰功伟绩。本来，巴尔扎克对拿破仑是很倾心的。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他用宝剑开创的，我将用笔杆来完成”，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我们可以找到种种的迹象，说明拿破仑的思想对巴尔扎克具有极大的影响。别的不说，即以宗教来论．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深信(天主教)是能为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带来真正幸福，并能加强一个良好政府的基础的惟一宗教。”①而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中所发挥的恰恰就是这个思想。斯蒂芬-茨威格在《巴尔扎克》这本书中说得倒很辩证：“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中现实的意识很强．所以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宗教的提倡者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在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的年代里，拿破仑这个名字在人民的心目中与法兰西荣誉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①他“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惟一人物。”②而且，他已经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了。我们有句老话：“文官不要钱，武人不怕死。”巴尔扎克在这里阐发的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如果文的都像倍纳西，武的都像拿破仑．那么法兰西就该有希望了。
实实在在，我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它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间，显得颇有它自己的特色。写人物，他用的是“白描”的手法，于轻淡中见精神；写景色，他用的是“泼墨”的技巧，于飘逸中着风致。别的不说，就看那位乡村姑娘拉·福绥斯吧，她被抒写得那么令人神往，在巴尔扎克的人物画廊里面，可以算得上是一幅杰作。这和欧也妮，葛朗台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分明。写欧也妮虽刻意求工，终不成器，写福绥斯是无心插柳，而柳却成荫。说巴尔扎克“无心”也不正确，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对农村中的人物，都抱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写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时候，莫不如此。当然，他不可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他当时的工农兵，但是他对他们所显示的那种奔放的热情，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里面，除他之外，盖无二人了。
巴尔扎克在叙事或描写之余，往往喜欢发一点议论，这是事实。在《乡村医生》里也是这样。法国的文艺评论家朗松对此就“颇有微词”。他在他的《法国文学史》里说：“他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打断他的故事，从而使他的那些精辟的看法大为逊色，显得冗长拖沓，其实正是在这些地方，小说本身的情节原已足以提供某种具体的描述了。”朗松的这个说法似乎带上点儿偏见。巴尔扎克自己说得好：“女喜剧演员的一个绝招，就是当言辞足以表达的时候，就收起她们的做功，当说话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让她们的眼晴说话。”④写作品也是这样。当“小说本身的情节”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思考、议论、阐述，用大块大块关于社会方面的或哲理性的论述来打断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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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目录
斯士和斯人
踏遍山乡
人民的拿破仑
乡村医生的悔
挽歌
踏遍山乡
人民的拿破仑
乡村医生的悔
挽歌
文摘
书摘
“这五年，由我看来，组成了我们乡镇繁荣的第一个时期。”停了一下，医生继续说。“在此期间，我一直在开垦，把种子撒在头脑里，也把种子撒在泥土里。此后，人口和实业的发展运动是不能停止不前的。第二个时期于是酝酿起来了。过不多久，这个小地方上的人希望穿戴得好一些啦。一个服饰用品商来到了我们这儿，跟着而来的是一个鞋匠，一个成衣匠，一个制帽工人。我们的生活一宽裕，一个肉店老板，一个食品杂货商便来了，接着是一个助产士，
我是很需要她的。因为我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接生上面。生荒地长出了上好的庄稼。人众肥多，肥多粮美。我的事业走上了一条阳关大道。住房搞得干干净净的，居民逐步吃得饱饱的，穿得好好的，我还要让牲畜也能感觉到文明的曙光。要牲口的种好，个头好，畜产品好，全在于照料好我因此鼓吹把牲畜棚弄得清洁。一头家畜，棚搞得干净，洗刷得勤，这样得来的好处，我把它和从一头照管得马马虎虎的牲畜身上所得到的微薄的收益作了一个比较。这样一来，村社里管理家畜的制度就慢慢地改变了过来：没有一头牲口活受罪了。母牛和公牛洗刷得油光滴滑，像在瑞士和奥弗涅一样。羊圈，马棚，奶牛棚，乳品工场，谷仓，都照着我和格拉维埃先生的建筑物的模样造起来。宽敞，通风，因而有益于健康。我们的佃农都成了我的宣传员，他们以迅速获得的效果证明了我的规戒的好处，立时把不相信的人们改变过来。至于缺钱的人们，我就把钱提供给他们，特别照顾手脚勤快的穷人：榜样在前嘛。遵照我的劝告，有毛病的、瘦弱的、平平常常的牲畜即刻卖掉，用好的补足。因此，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畜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冠于其他的村社。我们牛畜成群，因而皮革成堆。这个发展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原因嘛。在农村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从前，我们这儿的毛皮卖得很便宜，我们做的皮革质量也不行；可是我们这儿的毛皮和皮革一旦改进以后，我们就在河边造起一家制革厂，我们有了鞣革工人，生意猛增。过去镇上的人是不知道酒味的，他们只喝一点儿酸葡萄汁，现在自然而然变得需要起来了：几家酒店开起来了。那家最老的酒店扩建了一下，改成一个客栈，为旅客供应骡子，他们前往大修道院，往往是走我们这儿的那条路的。两年之后，我们的商业活动非常兴旺，使两个客栈老板应接不暇。在我们繁荣的第二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治安法官死了。我们很幸运．他的继任者是一个在格勒诺布尔曾经做过公证人的人，由于一次投机失
误，破了产，但手头尚有余钱，在农村里还算得上是一个财主。格拉维埃先生劝他到这儿来，他造了一问漂亮的房子，帮我一起出力办事，他建了一个农庄，伐树垦荒，现今他在山里还有三间小屋呢。他家里人丁兴旺。他辞退了从前的书记，从前的执达员，任用了比他们的前任更有教育、特别是更为勤快的新人。这两个新来的家庭，一家开了一所土豆蒸馏厂，一家开了一所洗羊毛厂，这两家的户主一面干他们的正业，一面经营这两个很有用处的行业。因为村社有了它自己的收入，用公款建造一座市政大楼，就没有人起来反对了，在大楼里我设了一所免费学校和一位初等小学教师的住所。我选了一个穷苦的神甫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过誓的，所以被州里赶了出来。他在我们这儿总算找到了一块安静乐土，以度他的余年。学校的女教师是一位可尊敬的妇人，她身无长物，走投无路，我们给她安排了微薄的生活之资，她刚刚开办了一所女孩子的寄宿学校，附近的富裕佃农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女儿送来了。先生，如果到此为止，我还有权利用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讲述这小小一角土地的历史。那么，后来在这个革新
工作中担起了一半重任的，就是那位新的本堂神甫杨维埃先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费纳龙，只是范围缩小了一点，限于一个教区罢了。他倒有一套办法，使相亲相爱的精神成为市民的风尚，把全体居民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治安法官杜芳先生，他虽然来得晚些，却同样值得居民们的感激。我把我们整个的情况用数字来向你摆一摆吧，这要比我的话更能够说明问题，眼下村社拥有两百阿尔邦树木，一百六十阿尔邦牧场。它不附征一分一厘，给了本堂神甫一百埃居的补贴工资。给田园监护人两百法郎，给学校的男教师和女教师同样的数目。它拨出五百法郎的养路费，市政大楼、本堂神甫的住所、教堂的维修费以及一些其他开支也相同于这个数目。十五年后，它采伐树木，现在的一百法郎可变成一千法郎，居民可以不交一个铜子的税；它保证是法国最富裕的村社之一。但是，先生，我也许使你感到厌烦了吧?”倍纳西说，他于无意之中，发觉听他说话的人若有所思，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
“噢!不。”军官答道。
“先生，”医生继续说，“商业，实业，农业和我们的消费仅仅限于本地一处。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的繁荣就停止不前了。我急需一个邮政局；一个卖烟草、火药和文具的零售店；我竭力劝说那个税收员从他一直居住在那儿的村社搬到区政府所在地的这个村社里来，我对他说，这儿的居处舒服，我们这儿又是一个新的杜会。当我把需要激发起来之后，我大力号召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生产各色各样的东西；我吸引来了许多住户和许多劳动者，教导他们头脑里要有一个产业的观念：这样，等他们手头有了一点钱，他们就开垦起土地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从事于小规模的耕耘，自己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山地逐渐变得稀罕起来。以前我在这儿看到，那班穷苦人总是带一点干酪，徒步走到格勒诺布尔去，现在却舒舒服服地坐着大车，运去了鲜果、蛋、家禽、吐绶鸡。他们的底子都在不知不觉中厚了起来。最起码的也有了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蔬菜，自己的水果，自己种出的时鲜。总而言之，繁荣的征候可以从这儿看得出来：为了节省时间，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做面包了，孩童都出外去放牧。但是，先生，要使实业的炉火烧旺，必须投入新的柴薪。镇上还没有一种再生的工业，足以保持商品的生产导致大规模的交易，还没有一个仓库，一个集市。一个国家有了一大堆钱，有了资本，只是把它捏在手里，那是不够的；你即使用上一些多少有点儿巧妙的方法，通过生产和消费这个玩意，把这笔数目尽量流过许多人的手，也不能增加它一点点儿的福利。问题不在这儿。当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的时候，为了创造新的物力，增加公众的财富，它必须和国外实行交换，让它在商业决算上经常带来盈余。这一种思想常常导致一些海上国家像都尔、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去夺取海外商业的霸权。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我颇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以便创造一个第三商业时期。我们的繁荣在一个过往人的眼里，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区治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而只有我一个人才感到惊奇。居民们都是陆陆续续聚集起来的，他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却不能从头到末地对它下一个判断。七年将尽的时候，我碰到了两个外乡佬，他们倒是这个乡镇的真正的恩人，他们也许会把它变成一个城市的。—个是蒂罗尔人，非常灵巧，他一直替乡下人做鞋子，替格勒诺布尔的时髦人做靴子，就是巴黎的靴匠也及不上他。他还是一个流浪的穷音乐家呢，是一个勤劳的德国人，做活的工具自己造，弹奏的乐器自己做。他一面唱歌，一面做活，走遍了整个意大利，在这个镇上歇脚下来。他询问有没有人需要鞋子的。人家把他领到我的家里，我定做了两双靴子，样子是他搞的。这个外乡人的手艺使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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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由我看来，组成了我们乡镇繁荣的第一个时期。”停了一下，医生继续说。“在此期间，我一直在开垦，把种子撒在头脑里，也把种子撒在泥土里。此后，人口和实业的发展运动是不能停止不前的。第二个时期于是酝酿起来了。过不多久，这个小地方上的人希望穿戴得好一些啦。一个服饰用品商来到了我们这儿，跟着而来的是一个鞋匠，一个成衣匠，一个制帽工人。我们的生活一宽裕，一个肉店老板，一个食品杂货商便来了，接着是一个助产士，
我是很需要她的。因为我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接生上面。生荒地长出了上好的庄稼。人众肥多，肥多粮美。我的事业走上了一条阳关大道。住房搞得干干净净的，居民逐步吃得饱饱的，穿得好好的，我还要让牲畜也能感觉到文明的曙光。要牲口的种好，个头好，畜产品好，全在于照料好我因此鼓吹把牲畜棚弄得清洁。一头家畜，棚搞得干净，洗刷得勤，这样得来的好处，我把它和从一头照管得马马虎虎的牲畜身上所得到的微薄的收益作了一个比较。这样一来，村社里管理家畜的制度就慢慢地改变了过来：没有一头牲口活受罪了。母牛和公牛洗刷得油光滴滑，像在瑞士和奥弗涅一样。羊圈，马棚，奶牛棚，乳品工场，谷仓，都照着我和格拉维埃先生的建筑物的模样造起来。宽敞，通风，因而有益于健康。我们的佃农都成了我的宣传员，他们以迅速获得的效果证明了我的规戒的好处，立时把不相信的人们改变过来。至于缺钱的人们，我就把钱提供给他们，特别照顾手脚勤快的穷人：榜样在前嘛。遵照我的劝告，有毛病的、瘦弱的、平平常常的牲畜即刻卖掉，用好的补足。因此，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畜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冠于其他的村社。我们牛畜成群，因而皮革成堆。这个发展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原因嘛。在农村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从前，我们这儿的毛皮卖得很便宜，我们做的皮革质量也不行；可是我们这儿的毛皮和皮革一旦改进以后，我们就在河边造起一家制革厂，我们有了鞣革工人，生意猛增。过去镇上的人是不知道酒味的，他们只喝一点儿酸葡萄汁，现在自然而然变得需要起来了：几家酒店开起来了。那家最老的酒店扩建了一下，改成一个客栈，为旅客供应骡子，他们前往大修道院，往往是走我们这儿的那条路的。两年之后，我们的商业活动非常兴旺，使两个客栈老板应接不暇。在我们繁荣的第二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治安法官死了。我们很幸运．他的继任者是一个在格勒诺布尔曾经做过公证人的人，由于一次投机失
误，破了产，但手头尚有余钱，在农村里还算得上是一个财主。格拉维埃先生劝他到这儿来，他造了一问漂亮的房子，帮我一起出力办事，他建了一个农庄，伐树垦荒，现今他在山里还有三间小屋呢。他家里人丁兴旺。他辞退了从前的书记，从前的执达员，任用了比他们的前任更有教育、特别是更为勤快的新人。这两个新来的家庭，一家开了一所土豆蒸馏厂，一家开了一所洗羊毛厂，这两家的户主一面干他们的正业，一面经营这两个很有用处的行业。因为村社有了它自己的收入，用公款建造一座市政大楼，就没有人起来反对了，在大楼里我设了一所免费学校和一位初等小学教师的住所。我选了一个穷苦的神甫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过誓的，所以被州里赶了出来。他在我们这儿总算找到了一块安静乐土，以度他的余年。学校的女教师是一位可尊敬的妇人，她身无长物，走投无路，我们给她安排了微薄的生活之资，她刚刚开办了一所女孩子的寄宿学校，附近的富裕佃农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女儿送来了。先生，如果到此为止，我还有权利用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讲述这小小一角土地的历史。那么，后来在这个革新
工作中担起了一半重任的，就是那位新的本堂神甫杨维埃先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费纳龙，只是范围缩小了一点，限于一个教区罢了。他倒有一套办法，使相亲相爱的精神成为市民的风尚，把全体居民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治安法官杜芳先生，他虽然来得晚些，却同样值得居民们的感激。我把我们整个的情况用数字来向你摆一摆吧，这要比我的话更能够说明问题，眼下村社拥有两百阿尔邦树木，一百六十阿尔邦牧场。它不附征一分一厘，给了本堂神甫一百埃居的补贴工资。给田园监护人两百法郎，给学校的男教师和女教师同样的数目。它拨出五百法郎的养路费，市政大楼、本堂神甫的住所、教堂的维修费以及一些其他开支也相同于这个数目。十五年后，它采伐树木，现在的一百法郎可变成一千法郎，居民可以不交一个铜子的税；它保证是法国最富裕的村社之一。但是，先生，我也许使你感到厌烦了吧?”倍纳西说，他于无意之中，发觉听他说话的人若有所思，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
“噢!不。”军官答道。
“先生，”医生继续说，“商业，实业，农业和我们的消费仅仅限于本地一处。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的繁荣就停止不前了。我急需一个邮政局；一个卖烟草、火药和文具的零售店；我竭力劝说那个税收员从他一直居住在那儿的村社搬到区政府所在地的这个村社里来，我对他说，这儿的居处舒服，我们这儿又是一个新的杜会。当我把需要激发起来之后，我大力号召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生产各色各样的东西；我吸引来了许多住户和许多劳动者，教导他们头脑里要有一个产业的观念：这样，等他们手头有了一点钱，他们就开垦起土地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从事于小规模的耕耘，自己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山地逐渐变得稀罕起来。以前我在这儿看到，那班穷苦人总是带一点干酪，徒步走到格勒诺布尔去，现在却舒舒服服地坐着大车，运去了鲜果、蛋、家禽、吐绶鸡。他们的底子都在不知不觉中厚了起来。最起码的也有了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蔬菜，自己的水果，自己种出的时鲜。总而言之，繁荣的征候可以从这儿看得出来：为了节省时间，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做面包了，孩童都出外去放牧。但是，先生，要使实业的炉火烧旺，必须投入新的柴薪。镇上还没有一种再生的工业，足以保持商品的生产导致大规模的交易，还没有一个仓库，一个集市。一个国家有了一大堆钱，有了资本，只是把它捏在手里，那是不够的；你即使用上一些多少有点儿巧妙的方法，通过生产和消费这个玩意，把这笔数目尽量流过许多人的手，也不能增加它一点点儿的福利。问题不在这儿。当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的时候，为了创造新的物力，增加公众的财富，它必须和国外实行交换，让它在商业决算上经常带来盈余。这一种思想常常导致一些海上国家像都尔、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去夺取海外商业的霸权。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我颇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以便创造一个第三商业时期。我们的繁荣在一个过往人的眼里，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区治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而只有我一个人才感到惊奇。居民们都是陆陆续续聚集起来的，他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却不能从头到末地对它下一个判断。七年将尽的时候，我碰到了两个外乡佬，他们倒是这个乡镇的真正的恩人，他们也许会把它变成一个城市的。—个是蒂罗尔人，非常灵巧，他一直替乡下人做鞋子，替格勒诺布尔的时髦人做靴子，就是巴黎的靴匠也及不上他。他还是一个流浪的穷音乐家呢，是一个勤劳的德国人，做活的工具自己造，弹奏的乐器自己做。他一面唱歌，一面做活，走遍了整个意大利，在这个镇上歇脚下来。他询问有没有人需要鞋子的。人家把他领到我的家里，我定做了两双靴子，样子是他搞的。这个外乡人的手艺使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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